龍應台:政策制定中的一路思索


(台灣)文化部要做的事情真多:它必須創造環境,讓這個國家裡每一個藝術家、文學家得到心靈奔放、才氣煥發的機會。它必須建構機制,讓流動如水、明滅如星的創意得以凝聚,得以專注,得以永續,從而成為國家的品牌,人民的榮耀。它必須有前瞻力,制定計劃,讓思想的內容、文化的價值、種種難以固化的抽象概念轉化為經濟的產值,然後讓經濟的紅利回頭來灌溉創意的土壤,使內容更深刻,價值更雋永,猶如雨水重新回到花園。

可是,文化部更核心的責任,其實在於它怎麼面對國民。

國民是誰?是中小企業裡每天拼搏的老闆,是饒河街夜市裡叫賣的商販,是精神病院裡逐漸康復的病人,是正在獄中的服刑者,是開家庭美容院的陸籍配偶,是臂上有“反共”刺青的老先生,是那被迫或選擇從事性交易的婦女,是大城市明星學校裡的學生,也是偏鄉離島人口外流的農村漁村裡的孩子。

所謂文化部,就是一個文化資源的分配者。像一個農人,往哪裡犁田、撒種、施肥,哪裡的作物就可能欣欣而長。我在思索的是:如果認真地看待國民文化權這件事,我們過去做了多少,欠了多少?怎樣的機制可以讓文化資源真正地滲透進入台灣7835個村落?文化權如同政治人權和社會參與權,不是有錢人的特權,不是中產階級的標誌,文化權是國民的基本人權──這個基本的承諾,實踐的具體步驟是甚麼?

同時,資源必須如何用在關鍵的支點上,才能讓文化力真正匯聚成國力?以出版業為例,大家都知道它必須從傳統產業轉向電子化,出版社必須轉向一源多用的經紀制度和國際運作,那麼政府的著力點必須在整個產業鏈的哪幾個環節?台灣以源頭創意知名於華人世界,可是創意源頭必須和產業模式與市場結合,才有競爭力。育成、補助、貸款、創投,如何整合?

不能不思索的是,傳統的文化政策思維,有沒有發現台灣社會的基礎結構已經悄然發生深層質變?譬如人口結構,台灣在2010年的總生育率已經降到0.895,翻譯出來,就是說,2016年以後,台灣65歲以上的人口將超過14歲以下的幼年人口,在2025年正式成為“超高齡社會”。從“高齡化社會”變成“高齡社會”,法國花了126年,美國花了71年,台灣花了24年,但是,從“高齡”邁入“超高齡”,台灣只花了短短8年的時間。

我們已經在連夜編列2013年的預算了,那麼民國2016年──不就是明天早上了?

我在思索的是:2016年,65歲以上的“熟齡”國民將有311萬,佔總人口的13.3%。這龐大的退休人口中,很大的比例將是人生最後的“黃金十年”。我們必須創造甚麼樣的制度,可以充份照顧到他們的文化生活?甚麼樣的機制,可以將這“黃金十年”轉化成文化的人力資源?退休的美術、音樂老師、有經驗的公務員,如果給予完善的辦法,會不會願意進入醫院、監獄、孤兒院,去奉獻愛心和專業,進入鄉村,用藝術去輔導文化造村?

轉折點2016年,14歲以下的人口,只有294萬7000人。我在思索的是,文化部要創立甚麼樣的文化環境,這些“個個都是國之珍寶”的孩子們才有可能成為創意充沛、素養深厚的台灣公民?我們要解開哪些條例的死結,制訂哪些文化法規,才能吸引國外的文化創意人才湧入台灣,填補永續經營台灣的隊伍?

我常被問到兩岸交流的問題。問題裡,總藏著某些看不出的意思,總有點緊張。

我在思索的是,我們能不能更從容一點,更開闊一點,更自信一點?

文化交流,起點不是兩岸,是國際。

德國有歌德學院,瑞典有瑞典協會,韓國和日本都成立了海外的文化中心。專做國際文化交流的法國文化協會一年的預算額度就是台幣1700億。我在思索的是,如果這些無“內憂外患”的國家都投注如此巨大的資本在做國際交流,處境艱辛如台灣,我們該重視文化外交到甚麼程度?

文化部應該打破國對國的傳統交流觀念,盡其所能地協助民間團體積極地各自去建立國際聯繫,更應該爭取外交部的協助,媒合台灣的各個地方政府文化局與外國的機構建立多邊文化交流系統。藝術家、作家、學者的交換平台可以大幅擴充,公私立博物館的全球連線可以儘量提昇,尤其是南方視野的完整建立,更是重點,這包括在文化上對東南亞的重視,對澳洲和紐西蘭的深入,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思維的南方眼光。

兩岸的文化交流,能不能跳脫60年的“國共鬥爭”和“海峽兩岸”政治角力的框框,也放在這樣360度的視野中去看呢?我知道兩岸之間有很多的商業談判要做,譬如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落實措施,譬如影視及音樂產業和圖書出版產業的條件磋商,中間充滿困難,因為兩個社會制度差異極大。我們當然擔心,一個開放社會和一個權力集中的社會原本就立足點不均衡,我們對於強大的民間社會不能,也不會,用國家的力量去要求。但是,我在思索的是,我們對於台灣這個開放社會的文化的韌性,對於台灣這個公民社會長年累積出來的素養以及那份素養所蘊含的“力道”,是不是可以多一點從容和自信?

這幾天台北的天空連日陰霾風雨,街頭也浮動著焦躁不安和種種的情緒,但是,文化部就在這樣的空氣中出現了。它的出現,不是一個偶然,因為這樣一個文化基礎大工程的建立,是有多少人,花多少力氣,用多少深刻的思索,一代一代接棒而成的。台灣文化部成立,之所以華人世界高度矚目,是因為,一個以文化主體為思維,以文化專業為職責的文化部成立,代表的是,台灣在深耕民主的努力課程裡,又樹立了一個里程碑。雖然是小小第一步,卻有千鈞之重的意義。(作者是台灣文化部長,寫在文化部成立前夕)(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