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章詒和這樣描述讀唐德剛的經驗：

“我第一次讀唐德剛的書，是刪節版《晚清70年》。幾頁讀下來，激動得難以克制。毫不過份地說，就像遭遇八級地震，全身血脈如翻江倒還，連續幾天衝動得不能睡下。別樣的見地，別樣的敘述，別樣的文風，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在這篇標題為〈先天秉賦，後天學養〉的文章裡，章詒和提到了唐德剛的《晚清70年》，也提了《梅蘭芳傳稿》，和唐德剛整理的胡適和李宗仁兩本回憶錄，可惜沒提到《胡適雜憶》，那一直還是我心目中，唐德剛最精彩的作品。

《胡適雜憶》的起頭，原是唐德剛將胡適為哥倫比亞大學做的回憶錄，從英文繙回中文，“在動手回譯之前，我自覺也應向當今（1977年）讀者和後世史家，就本稿編撰始末和筆者個人由認識到襄贊胡先生的往還和工作的經過，作一簡短的交代。”

這一“交代”，就“交代”了超過20萬字，留下的原文“簡短”2字，成了有趣的反諷。為什麼“交代”得如此欲罷不能？一方面是要“交代”，唐德剛就得讓自己回到50年代在紐約的記憶情境中，多少前塵往事移並湧上，如開了閘的江水滔滔湯湯，夾泥沙以俱下，要想再堵住堵回去，談何容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對於胡適這個人，或用今天流行的說法，對“胡適這個現象，歷史的與現實的”，他真的有話要說，而且這些話沒那麼簡單說清楚。

他要表白對胡適的認識，以及對胡適的評價，既是以曾經貼身接近胡適（有幾個人陪胡適擠過公車，還幫他搶位子？），聽胡適口述回憶的經驗，也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並對歷史評價有著冷靜清楚概念的史家的身份。

話難說，因為已經有太多人給過胡適歷史評價，有更多人寫過胡適，還有更多人覺得自己知道胡適是個什麼樣的人。這些都在唐德剛心中，他瞭然明白地以這些為基礎為脈絡，要說出自己一套不一樣的看法，而且還要說得有說服力。唐德剛不蛋頭、累贅地一一引述這些既有解釋，然而同時一刻不放，緊緊抓住和他們對話、辯駁。

唐德剛基本上抱持嚴格的“歷史結構論”，反對過份誇大個人的影響與偉大。這也是從太史公司馬遷“究天人之際”，就建立下來的一套史學態度，只可惜後來（一直到現在）中國史家難得認真實習演練。“天”是外在的歷史條件，不受人力輕易干涉改變的，也就是各種“結構”，“天”之變，甚矣難哉，只能以集體的、緩慢的形式出現；在這些龐大的結構制約下，才有“人”，個人或一時之人所能作用的範圍，寫史、評史，太史公說得那麼明白，總得先弄清楚什麼是“天”、什麼是“人”，不然終歸要誤捧或誤毀了歷史人物，更糟的，終歸要錯認歷史真正的變動緣由。

唐德剛堅持將胡適放回歷史情境中，去衡量他真正的成就。所以乍看下，他行文中一路否定胡適，總的口氣是：“胡適哪有那麼了不起？”唐德剛總的立場是：我們不需要為了抬高胡適的地位，而去吹捧、甚至捏造他沒有做，或沒有能力做到的事。

將屬於“天”的部份，歷史時機的偶然，其他社會條件的推波助瀾，嚴格地排除出去，看見胡適的真貌，再來評斷他。剝除這些誇大吹捧，我們看到的胡適，平凡多了，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怪物，但是他依然比其他平凡的人，多那麼一點點不凡的地方。看來把胡適從神殿上推下，實則給了他更堅硬的歷史地位基礎。（作者是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