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有很多種，最危險的是以民主之名，行極權之實的獨裁民主主義。最近看很多政治人物與輿論，都高舉所謂的“民意”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行。這些民意是什麼呢？民意調查、報章社論、落區巡視，不斷被用作是一種證明自己天命所歸、道德化身的政治本錢。我們先不說這些民意調查是因何弄出來，又如何被政府與政客利用。無論調查方法多嚴謹，從根本而言，“民意”不過是一種主觀感覺、意見，是需要詮釋、議論的。

民意很重要，因為你知道社會上的喜惡。問題是不能單靠民意替政府決定具體的政策吧？在西方民主代議制的國家，民意是一種約束權力，而不是一種用來號召群眾、打倒政敵的力量。最近事無大小，皆以“民意”之命來合理化，譬如“民意不能等！（等什麼？）”、“我區街坊（誰？）告訴我，他們不同意拉布（理由何在？）”。這些說法，如果不是政治無知，就是極其惡質的獨裁手段與口術，意圖架空本來合法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推倒代議民主政制，集中行政權力，實行更大的獨裁。

中國德治民主主義
與西方分權政治的不同

為什麼媒體竟然可以容許這類以“民意”之名的歪論出現，而不加以口誅筆伐？我們忘記了無論過去法西斯、共產政權，無不是人民民主專政。獨裁政權出現的理由，就是由這些“我其實不知道”的“民意”所支持。

日本歷史學者與那霸潤，就以“德治民主主義”看待中國過去1000年的政治模式，並以此來比較日本與西方的不同。他的《中國化日本：日中“文明衝突”1000年史》（文藝春秋2011年）認為，“德治民主主義”是“巧用民意，煽動人的道德和感情。中國和西歐在政治方面的區別體現在如何控制權力暴走上。西歐依靠法治，由議會制定法律約束王權。中國則標榜德治，依靠道德倫理來約束，即對於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期待他實行符合儒家道德的仁政來治國”。

中國雖然與西方類似，都強調“市場秩序流動化”與“人間關係網絡化”，但中國卻注重“權威權力一致”及“政治道德一體化”，後兩者跟西方相反。千年來中國習慣了這種以道德之名搞的集權模式，在這種掛著“光明正大”牌匾下做生意，與西方習慣了政治分權與法律的環境下所搞的資本主義相當不同。

與那霸潤認為，“德治建立在執政者的道德觀絕對正確的前提之上。這樣的社會不承認價值觀的多元化。因此，德治的危險性在於國家有可能變成對其他價值觀冷漠的國家”。一切利益、權力，都是以道德之名而行，而通往獨裁之路，從來是民意鋪成。他或者說得對，“國家朝著強化共同體的方向發展，但最後又都回到了原狀”，今天見到的，只是千年詛咒的再現，而“這是沒有進步只有重複的世界”。

參考：文中引用與翻譯，來自朝日新聞（中文版）的訪問稿“日本正在中國化──歷史學家與那霸潤”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