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庶民經濟”儘管不佳，但“庶民智慧”則從來不差。最大的“庶民智慧”，即是大家都知道任何財稅及社福問題，只要民進黨喊了價，國民黨毫無例外的一定加碼，到了選舉年這種情況更為明顯。過去減這個那個稅，增加這個那個年金，一直到最新的《產創條例草案》再降營所稅，幾乎無一例外是這種模式的一演再演。

由台灣的這情況，就讓人想到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在《赤字中的民主》的論點了。他指出政客在做公共決策時，已愈來愈傾向於最簡單，對他們而言，也是最廉價的減稅及增加支出這種兩面討好的手法。

近年來台灣財政紀律的崩壞，早已到了極其危險的程度。從總體財政而言，到今年初，各級政府債務餘額累積已達4.6兆新台幣，潛藏性債務則達8.4兆新台幣。若以國際標準計，到2008年國債達12.8兆新台幣，相當於一整年的GDP。而這種情況還在惡化中。去年台灣總收短缺2300億新台幣，衰退幅度高達13.1%，為有史最低的紀錄；今年政府歲入歲出皆已開始負成長，當經濟不振且部門失衡，未來的政府財政籌碼將更為減少，用以平衡貧富差距的移轉性支出也將大減。“財政為庶民之母”，當財政惡化，政府諸般施政又怎麼可能健全？庶民的福祉當然有減而無增？

政府為了調控經濟發展，當然有必要以賦稅為手段。但賦稅手段有效無效，卻有可以檢驗的標準。例如減稅後是否有助於創新和提昇競爭力？是否使得產業的附加價值增長率加速等？但由許多研究顯示的卻是，過去10年台灣附加價值的增長在亞洲皆居於末端。當租稅優惠的創新動力不足，它就與特權無異。而且儼然成了一種租稅保護主義，反而使得企業的動力被阻礙！台灣這次制訂《產創條例》，政府談論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活脫脫是一幕租稅特權的口水戰。而人們皆知道，租稅的特權保護一旦啟動，就不可能有日落的一天。台灣以“促產”和“產創”為名的優惠，永遠沒有落日，反而是愈來愈變本加厲，這樣的財稅政策又有甚麼積極意義可言？

政府為了選票而犧牲了對一個國家長遠發展最重要的財政紀律。而人們也都知道，當財稅政策選票化，最後的結果是財政義務就會落到中產階級薪資所得者、一般的消費者，以及最沒有抵抗力的下一代中產階級頭上，財稅的不正義最後會變成階級的不正義、世代間的不正義。最近這幾個月，在美國地位突然竄升的波士頓大學經濟教授柯特立可夫（Laurence J.Kotlikoff），稍早前在《即將到來的世代風暴》裡即指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租稅紀律崩壞，其實等於是一種“財政虐童”，就以2004年為例，一個新生兒一出生，頭上就有25萬美元的債務，難怪現在新生嬰兒“出生時的哭聲已愈來愈大”。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財政學家在研究“世代財政學”這個課題，但由財政惡化的速度以及社會少子化方趨勢，台灣下一代的公共債務壓力，他們出生時一定哭得更大聲才是。

前述的布坎南和柯特立可夫皆指出，財政在民主支票下惡化，這個難題必須提高到憲政的體制改革，或許始能重建新的財政紀律和世代正義。在台灣，在過去一年多裡，卻連個賦改工作都有頭而無尾。看著財政更加惡化而仍在減稅競賽，台灣的下一代會把“罪人”的標韱貼在誰的頭上！（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