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奧巴馬與眾議院議長貝納雖是死對頭，政見之爭猶如寇讎，但貝納卻常應邀到白宮協商國是，偶爾也會跟奧巴馬打打高爾夫球或者小酌閒聊，政黨之爭並未影響他們的公誼私交。

自從奧巴馬入主白宮後，從健保、稅改、經濟紓困到解決債務上限等問題，貝納跟奧巴馬一向玩的是刺蝟遊戲，凡事都對抗都反對；他當眾院少數黨領袖時，被奧巴馬調侃是Mr.No，接任眾院議長後，他更憑藉多數優勢全面杯葛白宮，讓奧巴馬在國會山莊吃盡苦頭。

從1980年代至今，祇要白宮與眾院分屬不同政黨，黨爭即無日無之；克林頓與金里奇之爭，爭到讓聯邦機關因為缺乏預算而關門大吉數日；里根時代的眾院議長歐尼爾，更把總統形容為讓他練拳的沙包，甚至諷刺裡根是有史以來最無知的白宮主人。

但即使黨爭如此激烈，兩黨領導人卻從未老死不相往來，不僅公務如此，彼此間的私誼也不受影響，里根在回憶錄中形容歐尼爾跟他是“晚上6點以後的好友”，歐尼爾也講過一句名言“在華府，晚上6點以前都是政治”，但6點下班後黨爭暫停，兩黨領導人把酒言歡宛如多年老友。

貝納跟奧巴馬的政見之爭也是勢如水火。他最近曾批評奧巴馬為了連任竟不惜專搞分裂的政治鬥爭，把共和黨當成稻草人任意攻擊，但當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痛批奧巴馬向俄羅斯妥協示好時，貝納卻公開跟羅姆尼唱反調，認為當總統在海外訪問時，即使是不同政黨的人也不應批評他，而有損總統個人與國家的聲望。

貝納作反對黨領導人的處境，其實比歐尼爾與金里奇當年更為困難，理由是，貝納領導的共和黨是個路線分歧的政黨，尤其是走極端路線的茶黨更經常不聽號令，即使貝納與白宮已達成協議，但茶黨卻獨行其是，讓貝納失信於白宮，連眾院第二號人物多數黨領袖康特也常夥同茶黨跟他唱反調，讓他兩面不討好。

即使處境如此困難，貝納與奧巴馬的互動卻從未中斷。茶黨懷疑他與白宮私下談判可能有損黨的利益，但他仍然不時出入白宮，不但跟奧巴馬協商特定政策，甚至跟白宮長談數月想完成一次史無前例的“大協議”，一舉解決包括債務、稅改與預算在內的諸多國政難題。

有人曾以“史上最極端化的黨爭”來形容華府目前的政治氣氛，但在這種兩極化的政治對立中，兩黨領導人的制度性協商卻仍持續，白宮祇要推出新的政策或法案，一定會在事前邀請反對黨協商，即使協商偶爾破裂，但協商大門卻從未關閉；更重要的是，所有協商都是閉門協商，絕不會敲鑼打鼓公開亮相作秀。

台灣雖已實施政黨政治多年，但政黨協商卻祇在國會進行，總統府與行政院內至今未曾有過政黨協商的前例；總統與反對黨領導人見面的次數，20年來更屈指可數，陳水扁跟連戰與宋楚瑜那兩次見面，更辦得像元首會面那樣的行禮如儀；馬英九當總統4年期間，反對黨人士不但從未進過總統府，直到馬英九致電蘇貞昌恭賀他當選黨主席前，兩黨領導人甚至連一通電話都未打過。

即使“馬蘇會”能在不久後順利登場，也不代表台灣政治即將進入政黨協商的新紀元；甚至馬英九承諾與反對黨領袖的半年一會，也與制度性的政黨協商距離甚遠；換句話說，偶一為之的儀式性政黨領導人會面，並不能建立制度性的政黨協商文化。

馬英九如果真想替台灣民主政治留下一點遺產，就該讓總統府或行政院變成政黨協商的場所，祇要政府決定推出重大政策或法案，在決策定案前便邀請反對黨領袖入府或入閣，一則聽取簡報，再則接受諮詢，並協商政策，即使無法達成共識，但將反對黨制度性納入決策機制，卻是政黨政治應為當為之事。

當然，要建立制度性的政黨協商，並非馬英九一人所能完成，蘇貞昌既是務實型的政治領導人，若能與馬攜手合作，讓“馬蘇會”能隨政策不定期進行，變成常態也變成制度，馬蘇二人對民主的深化鞏固，可謂功德無量。（作者是台灣資深報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