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我在1978年考入台北建國中學就讀，那是當年（一直到現在還是）被視為全台灣最好的高中。入學沒多久，就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一個名字不斷在學校刊物文章以及老師、學長的口中反復出現，那就是賀翊新校長。然而那個時候建中的校長明明是黃建斌啊，為甚麼賀翊新名字出現的頻率，遠超過現任的黃建斌呢？

之後我進了校刊社，仔細查了資料，發現賀翊新先生兩度擔任建中校長，第二次是1967年卸任的，換句話說，到我入學時，賀校長離開建中已經十多年了，可以百分之百確定，在校的所有學長，不會有一個人親炙過賀校長，就連老師們，恐怕也有一大部份是賀校長離開之後才進來的。

那為甚麼還要一提再提賀翊新？提賀校長，為了給建中一個精神的源頭，賀校長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來台灣之前，當過河北省教育廳長，所以在建中每次有人講起賀翊新，就必定同時講“北大精神”。一間在台灣的高中，卻以空間和時間上都有龐大距離的“北大”為精神歸宿，這些建中的師生又對北大能有多深刻、多真切的認識呢？

當然沒有甚麼深刻、真切的認識，“北大精神”在建中其實只有一項具體內容，那就是“自由精神”，建中師生是借由賀校長的名號，高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標桿——一種尊重“自由”，允許做老師的、做學生的，可以不必按照定好定死的路走，可以在別人安排好的標準答案之外去找答案的空間。

1981年，我從建中畢業，考進了台大歷史系。那是“美麗島事件”及軍法大審剛過的一年，也正是台灣政治風氣最為肅殺的時刻，民主運動受到重挫，國民黨的監控管制陡然升高的時刻。

然而，就在我大二那年，一位刻意標榜黨外身份的學生代表竟然打破傳統，在全校代表大會選舉上，擊敗了國民黨黨部提名的人選，當選學代會會長。那一刻，選票開完，確定創造了歷史先例，確定讓國民黨黨部大為尷尬、憤怒，我們一群參與輔選的同學懷抱著勝利的快樂，和不知是否將遭到報復懲罰的不安，一起從活動中心走出來，不需要言語商量，大家很有默契地一路走向位於校門口的“傅園”，也就是台大已故校長傅斯年的墓園。

進入“傅園”讓我們覺得安心，冥冥中仿佛和中國自由主義接上頭了。早在1950年就去世的傅斯年，越過了30年的漫長光陰，依舊給予我們追求自由自主，努力擺脫威權控制的勇氣與力量。

和其他很多社會一樣，在最封閉、最黑暗的時代，台灣的學校，大學和少數的精英高中，保留了難得的微光，保留了知識與思想上的相對自由。懷抱理想的老師在這裡感染學生，青年學子在這裡閱讀外面社會不容易讀到的書，聽到外面社會聽不到的意見，培養了他們不一樣的視野。那“不一樣”，是他們最大的資產，也是未來得以建造一個更美好社會的主要基礎。

我們很少看到大學校園比一般社會環境來得封閉、緊縮的情況，而且歷史事例顯示︰若有這種情況發生，往往都會給這種社會帶來很大的傷害。（作者是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