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是一個悲劇。

在上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高潮中，出現這樣的一個轉折，特別令人嘆息。

何況，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向學生和群眾開鎗都是不對的。

中國的青年學生都有愛國的革命傳統。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饑餓運動，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前，推動歷史前進的群眾運動。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提倡民主與科學，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一二九運動，推動國共合作，醞釀抗日戰爭；反內戰反饑餓全國大遊行，配合解放戰爭使蔣介石腐敗政權最後走向滅亡。

“六四”的一場政治風波，內情複雜，至今不少真相尚未解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涉及黨和國家高層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走向有不同看法；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對權貴集團種種貪腐行為的強烈不滿。事件的發展和處理事件手法的笨拙，終於演變成不可挽回的歷史大悲劇。

“六四”已經悄悄地平反

說到平反“六四”，我認為，“六四”早已悄悄地平反。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六四”以後，中共中央13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已為“六四”定性，指出：“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有“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至於目的呢，“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新中國，這個罪名可說是最嚴重的了，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反革命暴亂”了。

到了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中共14大上的政治報告，卻是“反革命暴亂”與“一場政治風波”並提。說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又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這似乎是一個交接點的提法。

1997年9月12日召開的中共15大，江澤民的報告中，再也沒有一句話提及“六四”了。

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第3次在中共16大上作的報告，對“六四”的說法，便變成“嚴重政治風波”。

鄧小平生前定調的變化

至於鄧小平呢，他在當年6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把“六四”性質定為動亂，他指“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同年9月，會見李政道教授時仍說，不久前發生的是“政治動亂”。但同年10月1日，會見朝鮮國家副主席時，又說發生的是一場“政治風波”。

近年來，中央有關領導人及官方傳媒，一律在提到“六四”時，都用的是“一場政治風波”，很少提出“反革命暴亂”和“動亂”了。

這個定性的變化，就是有意淡化“六四”這個歷史事件。提法的轉變而且是在鄧小平生前。

如果說“六四”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那麼在它10週年或20週年的時候，便應該隆重紀念，像紀念“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開始，或者1945年抗戰勝利一樣。

對頭面人物的寬容態度

相反，現在是全國忌談“六四”，相信中央是有苦衷的。因為肯定和否定都會引起一大串的問題，涉及許多人和事。因此中央的態度是把事件擱起來，不肯定也不否定，等到適當時候，才再來總結這樁事情。

北京對“六四”風波發生前後，只有表態而沒有參加行動的頭面人物，從來都採取十分寬容的政策。雖然他們公開表態反對開鎗鎮壓，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但對他們仍然保持原職或享受相應福利，還有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其中如著名的戲劇家吳祖光，他是中共黨員，因“六四”事件的表態而被中共要員胡喬木登門勸他退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六四”後仍能出版著名的作品《漏船載酒憶當年》，1993年還能來港接受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書畫家黃苗子，“六四”時公開表態反對鎮壓，後曾避居澳洲。不久即由當局示意力邀，再回北京生活會客。他們都以高齡辭世，北京《人民日報》上刊有訃告和紀念文字，可見當局對於涉及“六四”的人物的寬容態度。

未能忘懷‧仍然有待

“六四政治風波”已經過去了23年，港人對此未能忘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瞭解到中國國情的複雜性，當年政局的詭譎，今天社會矛盾的增加，北京高層不得不強調“維穩”的苦心，我們還是要有點耐心才好。（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