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倏忽之間又是“六四”23週年。23年來香港市民的不懈堅持,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把香港培育成為中國的良心。不但“六四”的歷史真相在這裡得到保存,“六四”的冤情在這裡也能得到申訴。更重要的是,通過我們的堅持,不但對受難者及其家屬給予了重要的精神支持,而且有力地推動內地同胞以各種方式悼念“六四”(包括來港參加遊行和燭光晚會)。
通過這23年的堅持,我們已經逐步形成這樣一個聲譽:在大陸凡是有冤無路訴的,都要跑到香港去申訴。在大陸,凡是不能講的話,都只能到香港說。政治異見人士固然如是,即使是體制內的人,其不那麼官方的言論,也只能在香港發表,例如“六四”罪人之一的李鵬,其《關鍵時刻》(俗稱“六四”日記)就只能在香港出版,而素以箝制言論自由、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其《12個春秋》,就無法在內地出版。為神州大地保留一片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是我們全體市民對國家的最大的貢獻。
我們的堅持沒有錯
23年來,我們堅持了什麼?我們的堅持是:“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23年來中國局勢發展說明,我們的堅持完全正確。為什麼說形勢證明我們的堅持沒有錯?
在政治改革裹足不前的情況下,看看一黨專製造成什麼後果?
1.看貪污:
根據內地學者王小強的研究,由於貪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25%,而根據胡星斗的研究更高達35%,由此可見貪污的嚴重程度。更令人擔心的是當局不但不引以為羞,反而提出所謂“適度”的問題,例如官方的《環球時報》就竟然提出“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此報5月29日社論),真是恬不知锊!
根據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文章〈盛世危言:一組組令人心驚的數字背後〉(載2008年10月20日《上海證券報》)引用的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中的資料: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
2.看貧富懸殊: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佈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佔有50%至60%的財富。
3.看民怨:群體事件、維穩費用
根據《新快報》專訪國務院參事牛文元稱,2011年中國平均天天發生500起群體性事件,相當於每年182,500宗。由此而引發的維穩費用已超越國防開支。在過去5年,內地的維穩開支預算不斷增加,從2008年的4059億元,增加至今年的7018億元,5年間增幅高達72%,遠高於內地的經濟增長,甚至比國防預算還要高,顯示對於當局來說,內憂已經比外患更加嚴峻。
4.看社會危機:創新社會管理、六張網
所謂創新社會管理,即是對特定人口(例如異見人士、上訪群體等)進行統計並作出監控,使有些地區的線人隊伍高達人口的千分之三,這是共產國家最高的紀錄(與蘇聯東歐崩潰前的東德相若)。所謂六張網,即:街面防控、社區防控、單位內部防控、視頻監控防控、區域警務協作、虛擬社會防控網絡。務求全天候、全方位、立體多維地來監控人口。從這裡可以看出,當局所面臨的社會危機有多麼嚴重。
5.看政治危機:薄熙來事件
薄熙來事件,充份反映了這種政治制度的內置不穩定因素。它也反映溫家寶一再警惕會出現的“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性。關於這方面最近新聞很多,這裡不必再贅。
以上僅舉其犖犖大者,已經足以證明我們堅持要結束“一黨專政”的做法沒有錯。
香港的光榮傳統
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23年來的堅持,正有力地推動中共逐步走向“平反六四”的目標。我們看到,從去年開始,當局已嘗試與天安門母親個別接觸,討論賠償問題。今年,溫家寶內部講話提出“平反六四”,隨著又試探地、短暫地開放“六四”敏感詞。最近貴州更破天荒地不鎮壓公開悼念“六四”的活動。這些都是當局在“六四”問題上有所鬆動的表現。我們希望胡溫能夠在他們任內最後一年,開好這個頭,讓後來者能夠沿著這條路走到底。
堅持就是勝利!160多年來,香港一直是中國土地上最自由的地方。憑著這點自由,我們默默地推動著中國走向世界文明,這是香港的光榮傳統,也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貢獻。讓我們勇敢地捍衛香港的自由,使香港的自由能夠繼續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