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似乎對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沒有興趣，相反的，世界卻對我們感到興趣，這現象總是令我迷惑。我剛參加布魯塞爾的對話會回來，在那裡受邀向歐洲聯盟的外交官講述宗教在我國決策中的角色。

現在，你也許疑惑他們為什麼要求我講這個課題，而不是找一個政府官員來講。我真的說不出原因，只能說來自印尼和學術界的其他主講人，也都不是政府的人。我假定其中的理由是，對於政府的觀點，這些外交官可以輕易地前往我們最近的大使館，不過，如果要知道比較全面的情況，他們就需要去問非政府的人。

我們的外交官也受邀參加這些對話，他們可以在討論中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觀點。

不要純做公關工作

當我們去外國主講時，總會面對如何處理講述你自己的國家的問題。一方面，你不要純粹做公關工作，講一切都美好完善；另一方面，你也不要做詆毀的事，因為相​​對地說，我們的情況比大部份國家都好。唯一的處理方式，就是提出事實來分析，提供關於它們對人民的影響的一些意義。

例如，我們可以原原本本地談論關於我們的法律；或者，我們可以談論它們對人民的影響，如果是懲罰性的，法律如何約束人民的行為、窒息創造性，有時候甚至引起不必要的苦難；我們可以從性別的角度來探討，看看法律如何可能不同地影響男人和女人，只因為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過生活；或者，我們可以展現被邊緣化的人們，由於貧窮或者缺乏知識，獲得法律公義的途徑非常少。

海外演講需要風格

一些人認為，在向外國人演講時，我們應該只呈現我國的良好形象，絕對不應當眾家醜外揚。

我不肯定在呈現國家最美好形象方面，只講好的一面是必要的。有一點，在這些圈子裡，外國人常常已經知道馬來西亞的一些事情，因此，當你描繪得太美好時，他們會知道；如果他們問你棘手的問題，回答時結結巴巴的，就使你顯得更糟。這其實是關於你如何參與像這樣的對話，以及你是否能冷靜沉著地回答困難的問題，真正使人信服你瞭解你的課題。他們也許不同意你的意見，不過，他們可以尊敬你。

多年來，我曾在海外看過我國的糟透的，以及傑出的主講人；一些是政府官員，一些來自非政府領域。我明白公開演說是如何困難，不過，在領導地位的人應該習慣這樣做。唯一的不同是，瞭解在海外演說所需要的風格，跟國內的不同。

這不是關於在海外給人不同於在國內的印象，不過，知道你常常是向比國內更有見識的觀眾演講，是重要的。舉個例子，你就是不能認真地告訴海外的群眾，水瓶和鹽就是企圖政變的證據。他們會對我們部長級精英人物的水平感到疑惑。

不能利用大馬邏輯

我們也不能在海外利用沒有確實根據的馬來西亞邏輯來解釋事情。或者馬來西亞的特殊性——我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辯解，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人，因此是有不同的。比如，想像告訴法國人，他們的法律對我們沒什麼重要。他們可能正直地問，我們認為自己到底是誰？

在新聞立即上載到全球觀眾面前的這些日子裡，難以假裝我國四週有一道無形的邊界，劃分出我們在國內外演講的方式。

在世界另一邊對馬來西亞有興趣的人，已在事情發生的數秒鐘內，完全知道我們的勝利與悲劇。他們沒有義務同意我們做的一切，我們處理事情時，不應該當作他們有這樣的義務。畢竟我們也沒有義務贊同他們。

不過，如果我們不必如此常常為我們的領袖所說的、做的羞慚地低下頭來的話，這將使生活比較容易過得多。我們都要為馬來西亞感到驕傲。不過，有時候是困難的。（葆叢譯）

作者：瑪麗娜‧馬哈迪

（馬來西亞南洋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