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陳雲林、江丙坤第8次會談，能否如期在6月底以前舉行，已經出現變數，雙方不排除後延到7月。其實7月就能突破瓶頸嗎？看來不樂觀。瓶頸卡在兩岸投資保障協議談不攏，即使未來也不容易談攏，恐怕要繞道另找出路。

投資保障協議原本是兩岸都樂觀其成的政策性項目。有鑑於兩岸經貿往來日趨密切，產生越來越多糾紛，需要訂定協議加以規範，來保障投資者權益，才能有助於兩岸關係深化。

尤其台灣開放大陸投資以後，變得不僅需要保障台商在大陸投資，同樣需要保障陸商在台灣投資。投保協定不僅界定台商、陸商的錢途和地位，更影響兩岸關係的交融，關係重大。原來是只准成功不准失敗的兩岸談判，竟然變生肘腋，關鍵在制度，使人為的努力事倍功半，甚至舉步維艱。

制度的阻撓，既在法律面，也在治國理念的落差，如“維權”和“維穩”的選擇落實，這便不是兩會的談判人員能夠跨越了。比如，大陸全國人大在3月間修改了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犯罪嫌疑人採取監視居住、居留、逮捕後，24小時內必須通知家屬。這原是對人權保障的進步修法，來糾正過去執法者濫捕、濫押的濫權行為；但是，這項修法有“例外規定”――當涉及“國家安全”、“恐怖犯罪活動”或“重大賄賂”嫌疑人，則不受24小時內通知家屬的規定限制，可以在正式拘留系統之外，秘密羈押嫌疑人甚至長達6個月。

然而，何者屬於“國家安全”、“恐怖犯罪活動”或“重大賄賂”？定義顯得模糊而且容易解釋過寬，這些例外規定反而開了一條便道給執法者，可以任意認定，來迴避通知家屬的機制。換言之，只消飛幾頂“帽子”――牽涉國家安全、事涉恐怖活動及重大賄賂，便可以合法讓一個在中國的涉嫌居民“人間蒸發”，沒人知道當事人到哪去了，當局也沒有義務告知其家屬。

這是比未修法還更糟糕的退步――政府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不但沒有限縮，反而更為擴大。幾項例外規定，不啻推翻整個修法原旨，甚至是玩法律遊戲，所謂開人權大門，其實只是形式和虛設，來掩飾後門洞開，使政府羈押特定人民時可以不受節制，甚至連告知的責任都免除了。

全國人大的修法，在中國已經激起反彈，沒想到在台商身上先發酵出了驚恐不安，而且在兩岸投保協議上產生路障。用同理心理解台商――如果出現商業利益糾紛，對手關係良好，採用不正當的手段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甚至設計圈套陷害，則台商失財事小，恐怕還有重罪纏身。這種情況一樣會在外商身上發生。

這種事並不罕見。特別受注意的，是台灣新光三越與北京華聯集團合資的北京新天地，2004年風光開張4個月後，華聯集團檢舉新光三越貪污，結果新天地總經理遭北京警方架走，看管7天，新光集團的老闆差點來不及逃出大陸。此案震驚兩岸，嚴重打擊台商信心，驚動當時副總理吳儀出面協調，最終在香港交付仲裁達成和解。北京警方到底是被利用了，還是收了好處、串通一氣，幫陸商爭奪經營權；華聯集團是否占地利、人和之便，運用高層關係壓倒了新光，這場商戰內幕外人恐怕永難知曉。但是，地頭蛇吃掉了強龍，台商和外商絕對印象深刻。北京尚且如此，遑論省市以下。不信任當局、深恐被坑害，而尋求更明確的人身保障，實順理成章。

所以，台灣方面尋求能夠不適用大陸刑訴法的例外規定，而在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中列入“24小時通報條款”，即不管觸犯大陸甚麼刑章，當台商遭到羈留或逮捕，其家人都能在24小時內得到當局通報。但是，這形同大陸法外有法，使兩岸投保協議的規定，排除大陸刑事訴訟法的適用，根本不可能，海協會談判人員也沒有這個天大的膽，於是形成了死結。

換言之，投資保障協議談判觸及了“基本原則”，如人民權利、政府義務和主權考慮時，便進入了兩岸關係的“深水區”，很難協調。它不是事務性的細節安排，而涉及原則的不能讓渡。兩岸交涉把握的“先經後政、先易後難”，一起在此受到檢驗。投保協議尚且難產，則政治談判簡直不可期待。

■ 作者：陳裕如‧旅美資深報人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