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常常被問到關於“公共知識份子”的問題，問到如何看待“公共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極難回答，因為“公共知識份子”的應然描述，和問問題的人心中浮現的“公共知識份子”實然形象，往往有很大的差別，而問問題的人認定的“公共知識份子”是誰，是甚麼樣的人，更不是我能夠準確掌握的。

依照應然的道理，“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是甚麼？不管從中國“士”的傳統看，還是從西方的歷史經驗看，知識份子最簡單、最清楚的定義都是︰“以知識力量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人。”應該用兩項條件檢驗知識份子，第一，他必須“介入社會”，不能只在書房裡追求自己的知識精進而已；第二，他介入社會的方式，是靠他的專業知識，而非其他。

換句話說，根本不需要在“知識份子”前面再加“公共”二字，不介入社會，缺乏公共性的，是不配被稱為知識份子的。他們可以有知識有學問，是讀書人是教授是研究所所長，但就不是“知識份子”。例如大學教授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背景，他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吸收、研究、傳播知識，所以每一個大學教授都是“知識工作者”，但大學教授卻不必然就是“知識份子”。

從這樣的定義推論，那麼有知識份子的社會，當然優於缺乏知識份子的社會；尊重知識份子的社會，當然比鄙視、輕蔑甚至迫害知識份子的社會，要來得健康進步。擁有知識，意味著擁有了較為廣闊的文明比較資源，可以用來比對、反思、批判社會，大有助於幫助社會發現缺點，檢討錯誤。不具備知識資源的人，當然更容易被各種說辭迷惑，也更容易不經檢驗地將現實看作天經地義予以接受。

從這樣的角度看，我當然不能接受攻擊“公知”，甚至將“公知”當作罵人的、侮辱人的話的做法。取消“公共知識份子”的尊嚴，等於是變相鼓勵“反智主義”，對社會絕對不會是好事。

然而站在這樣的立場時，我不得不同時意識到，今天在中國大陸許多台面上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們的所言所行，並不符合我意念中的“知識份子”形象，我自己都無法同意他們，遑論尊敬他們了。最讓我無法認同的，一是他們誤用濫用知識的態度，扭曲知識來配合自己的立場，不是基於知識而堅持立場，反而是先有立場再用知識背書；二是他們習慣用非常激烈霸道的表達方式，不是用知識來講道理試圖說服，而是以知識做抬高身份的台階，然後高高在上訓話。

這樣的“公知”到處橫行，吊詭地讓社會上沒有了“知識份子”可以存在、活躍、發揮作用的空間。孔子說“惡紫之奪朱也”，就是這個意思，現實裡部份“公知”的扭曲做法如此突顯，搶奪了“知識份子”的名號，於是真正的“知識份子”作用無從彰顯。更糟糕的，使得關於“知識份子”公共議題無法討論。

正本清源，我能想得到的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堅持定義清楚“知識份子”是甚麼。可以從余英時先生對中國“士”的傳統的整理來理解“知識份子”，也可以從西方18世紀啟蒙主義以降對intellectuals、intellegentsia的討論來理解“知識份子”，也可以從現代社會結構分工的角度來理解“知識份子”，那我們就有機會形成對“知識份子”角色與公共功能的清楚認知，也就能夠明白並不是所有自認為“公知”的人，所有被稱為“公知”的人，都符合“知識份子”的基本身份定義。

先別忙著問怎麼看“公知”，先冷靜耐心地問︰到底甚麼是“知識份子”，誰是“知識份子”誰根本不是，我們才有辦法真正進入關於“知識份子在中國”的現實討論，這是我的一點建議。

■作者：楊照‧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