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法
幾乎每次在大陸談到有關香港的話題，都會有人問起港人爭取民主的理由。他們很不理解，“為甚麼英國人統治了香港150年，都不見港人爭取民主。偏偏等到回歸祖國之後，你們才吵著要民主？”這當然是個十分嚴重的誤解，順著這種誤解，你很容易就能推出香港民主運動是“西方反華勢力”煽動操控的結論。所以每一次我都得再3強調，早在回歸之前，香港人就已經開始爭取民主了，並且不只爭取過“88直選”，不只開過“高山大會”，還有之前各式各樣或大或小的民主呼求。
回到香港，我發現原來還有一種結構與此類似，但立場徹底顛倒的歷史敘述，那就是把1997之前的港英統治說得無限美好，然後將1997之後這十多年間發生的壞事全算在中共頭上。根據這種頗為流行的觀點，以前的英國人比較聰明比較寬容，不僅建立了迥異於“東方專制主義”的法治制度，還賦予港人那傳說中的“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好生活。
自由？1997前我們真的很自由嗎？就在這幾天，葉寶琳、王浩然和朱凱迪等8位示威人士正在東區裁判法院受審，因為他們在去年六四維園集會結束之後，繼續遊行到北角警署抗議警權大張。而政府用以控告他們的罪名之一，則是《公安條例》中的“非法集結”罪，一條非常著名的“惡法”。根據法例，只要有3個或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不管是約定好的還是臨時碰見，不管你是快閃遊戲還是老友約會，警方都能說你是“非法集結”。如此荒謬絕倫的惡法，一直是官方手中的利器，既可以用來對付黑社會，也可以拿來收拾任何它看不過眼的公民行動。這條法令正是當年六七暴動之後，由前港英政府引入香港的英國舊法。
曾經，它是港英政府箝制“左派”活動的百搭武器；現在，它是特區政府打壓新興政團及社運人士的法寶。如果曾德成等“左派”過去抗議過這條惡法，那麼他們今天就應該聲援被告的社運份子；如果香港市民今天不滿這條法例的粗暴，就不能忘記它的來由。
■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