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一遊行中，有兩句口號特別搶耳，一是反“西環治港”，二是“梁振英大話精”。除了高唱入雲之外，它們都反映出梁振英時代的政治特色。關於“幹部治港”，大家談了很多，我倒想說說“大話精”。誠然，梁振英是回歸以來，說話能力最高的一位特首，但這份能耐卻成了眾人詬病之處，很是弔詭。

梁振英往往說過了頭。例如，在“羅范椒芬會否加入梁班子”這個原本簡單的問題上，他給人的印象是“出爾反爾”。競選時，他言之鑿鑿說“沒作公職邀請”，而當選後，羅范椒芬成了候任特首辦主管。備受質疑之際，又取巧的說“只是臨時擔任兩個月，屬過渡性質”，但到了今天，羅范椒芬已更上層樓當了行政會議成員。問題並非他任用了什麼人，而是在於“出爾反爾”。梁振英的修辭學，就是先討好你，教你安心，但事情是否如他所說，又往往不是。又例如，在否認自己是“地下共產黨員”之際，他信誓旦旦說“我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彷彿滴水不漏。然而，傳媒很快又發現他是“新香港聯盟”的創會成員，此組織1992年被港台一論壇列為“十大政黨之一”。其實，他說自己不屬“共產黨”便可以，但為了使聽者完全放心，因而用言詞堆砌出一個彷彿跟全地球的政黨都無關的形象，一於將話說大。類似的巧言令色在僭建一役又再出現。

自古至今的西方政治世界，都重視雄辯和修辭，是對從政者的基本要求。董建華和曾蔭權，甚或唐英年之後，香港終於出現了一位在說話方面符合起碼要求的特首，但隨即又碰了釘，換來一句“梁振英大話精”。

■作者：陳景輝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