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
很多人喜歡比較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和一般中國官員，讚美他平實儉樸，不尚奢華，不搞排場。也有人反過來懷疑他的動機，說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調，明顯作秀，乃“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可是任何一個對美國有點瞭解，或者在該地生活過的人都該曉得，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為官者著意刻苦，而是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
雖然美國也出過不少糜爛炫富的暴發戶和“富二代＂，但這大抵算得上是個“尋常人＂的國度。在這個總統候選人喜歡誇耀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老實工作，只是普通市鎮裡的“ordinary man＂的國度裡，達官貴人自己背包、自己打傘、自己排隊買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為奇的小事。
然而一過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國情＂卻成了一種耀目的奇觀。為甚麼？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國情。事實上，那種批判駱家輝散佈“新殖民主義＂論調的前提，正是咱們這兒的國情不同。
“國情＂，一個陪伴了中國人整10年的外交辭令。每回遇上外國政客或“反華媒體＂甚或“漢奸公知＂的批評，我們的標準回應就是“我們國情不同＂。“國情＂在這裡指的當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的社經政治狀況，它當然也是因國而異，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天下一統。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由於中國官員一向不會自己背背包，也不會自己打傘擋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們行事風格變得完全跟美國人一樣。
然而，要是我們放大“國情＂這個概念的涵括範圍，把許多國人對現實各種社經政治情況的看法也一併納入，整個推論可能就會很不同了。簡單地說，駱家輝那股美式官員的作風或者不符國情，難道那許多中國網民對它的稱頌就不是國情嗎？
國情既是一國的現實，也是該國國民對這種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
現實和理想本該有所差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身處最壞的時代，每一個社會的成員也都會嫌惡自己社會不夠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變，人類方有進步可言。
總是用國情擋掉一切外來批評，固然有套文化相對論的基礎；卻也是對理想的否定，因為它同時還擋掉了國民內部的不滿。這是以國情的現實面消解了國情的理想面，等於是在告訴人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最理想的社會，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會，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國的舶來品。
新中國這60多年間，最大的意識形態轉折，恰恰就發生在這組“現實vs理想＂的二元論上。
■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