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即將開幕。自1851年倫敦首屆世博會以來，據統計已辦過了40屆。有些人可能參觀不止一次；有更多的人，可能一次都沒看過。我屬尚稱幸運的那種人，曾奉報館派遣採訪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會――那時一般習慣稱“萬博會”。

世博會是由一個國家政府主辦，有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加，以展現人類在社會、經濟、科技和文化各個領域取得的成就。換言之，它是集中世界第一流頭腦、第一流技術和第一流物質的表演賽，所以內容豐富，影響深遠。

戰後迅速復興的日本，在1964年舉辦東京奧運會之後，賈勇再辦大阪世博會，也是世博會第一次在亞洲舉行，又能邀請到77個國家“共襄盛舉”，不言而喻的向世界宣示它的“大國崛起”。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台灣，此時正向日本“申請”日圓貸款，進行經濟建設。

那時台灣與日本尚有外交關係，在世博會裡設“中華民國館”，7月10日訂為“中國日”，當時台灣副總統嚴家淦代表蔣中正總統訪問日本，由東京轉往大阪主持“中國日”典禮。

中國館建築共花了150萬美元，在當年不是一個小數目。建築呈三角形，顏色素淡。號稱是旅美名建築師貝聿銘指導設計，但實際執行者為一經驗較少的年輕建築師。

開館之日，貝聿銘從美國趕來參加，他說，由於世博會場地及其劃分均屬45度角的放射形態，採取三角形，看起來比較調合。駐日大使彭孟緝說，中國館無論是外部建築和內部展覽設計，都能表現“中國：傳統與進步”的主題。

但是參觀過的中國人，多表失望，與周邊其他國家展覽館的新穎和堂皇相較，中國館不免失色。而內部展出者，又多屬靜態之物，以圖畫和照片為主，與他館內容豐富的多樣性和聲光流轉的動態感，也有距離。

還有，政府參與辦展的各相關部門，主張有異，步調不一，而館內的人事傾軋，也時有所聞。總之，那次參與世博會，並非十分成功。

嚴副總統於7月6日乘專機抵達東京，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率有關內閣大臣在機場歡迎，晚間設宴款待，禮數週到。嚴氏隨員有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外交部次長沈劍虹、新聞局長魏景蒙和文化局長王洪鈞等人。

次日，也就是7日，嚴氏伉儷赴新建的昭和新宮晉見日皇及皇后致敬。此事曾引起非議，尤其立法院頗有意見。7月7日是中國抗日戰爭紀念日，在這一天去“致敬日皇”，豈非“有辱國體”？有人說，7日見日皇，是早先安排的行程；有人說是日皇臨時起意接見嚴副總統，是想表示友善。不管怎麼說，“七．七”見發動侵略的日本皇帝，實在是外交人員的失察，甚至是失職。只是當年的立法院既無“發言盈庭”的盛況，媒體更缺少“名嘴”緊咬不放，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李國鼎和孫運璿偕去，自然是談日圓貸款。在此之前，日方已貸了1億5000萬美元，這回我方再申貸3億美元，雙方做了初步的協商。“拿人家的手短”，一個戰勝國向戰敗國伸手，也夠難堪的了。

40年後的今天，在很多國家，“中華民國”已經不在。

在242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上海世博會裡，我們只能有個“台灣館”。台灣館就台灣館吧，只希望辦得成功就好。只希望台灣以後事事爭氣就好。（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