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聲明，筆者認為中國並不可怕。我們要擔憂的，是把中國近年發展的成敗簡言總括為“中國模式”，並當作常理一樣以正規課程向下一代傳授。近日媒體流傳一份以“中國模式”為題的國民教育教材，教育局長辯稱內容不夠“多角度”所以不會採用。筆者認為所謂此等說法只是轉移視線，因為整份教材的立論本來就站不住腳，而這又基於國民教育科學理上的先天不足，只有全面撤銷才是可行的出路。

有關國民教育科的整體學理問題，中文大學的曾榮光教授最近的論文已有嚴謹的分析。課程文件把國家和民族這兩個在國民教育中至關重要的概念混為一談，已犯上一個連大學本科生也不該犯上的錯誤。在這種浮沙基礎之上，出現“中國模式”此等漏洞處處的教材，自然是意料之內。

所謂“中國模式”可以有兩重含義。第一重較為粗淺的含義，是每當遇到中國的發展和流行的社會理論不相符的地方，便簡而言之為出於“國情不同”；而把這些不同之處綜合起來，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這種做法說白了，就是學術上的懶惰。

學術上的懶惰

舉個例，中國近年的基建發展迅速，但以中國的政治體製作為解釋，同時批評美國的政治體制，便最少犯上了相關不等於因果的毛病。我們最少可以追問三條問題：難道美國沒有經歷過迅速基建發展的時期嗎？有沒有其他國家的政治體制和中國類似，基建發展卻舉步維艱？而中國的政治體制又有沒有拖慢了基建發展以外的其他發展維度，例如政治發展？

這些問題重要，因為推行國民教育必須警惕所謂的“中國例外主義”，把所有中國發展的成敗都歸於“國情不同”，然後假設所有“西方理論”都會自動在中國失效。嚴謹的學問探究，最少也該追問情況到底何處不同，而我們的認識又該如何因應深化。學問從來不該只分中西，重要的是有沒有解釋能力。

所謂“中國模式”的第二重意義，則在於模式的輸出。所謂“模式”固然不止是一個靜態描述，更是一種學習對象。許多印度城市正以“學習上海”為名，大舉拆遷城市中的貧民窟。某些非洲國家的獨裁君主，也會藉“中國經驗”來辯解“獨裁也有獨裁的好處”。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當“中國模式”本身就概念模糊，很容易變成各種政治把戲自我合理化的藉口。而這點其實早已在香港出現：每當香港出現基建發展的爭議時，便有輿論認為中國內地對基建發展更為果斷，聲稱其體制值得香港學習。

如是者，這份教材的失敗並不在於沒有要求師生各打50大板地去評論“中國模式”好壞，而是未能直接質疑“中國模式”的概念推廣是否本來就是一項政治工程。所謂的“多角度思考”，恐怕只是傳承於從通識科而來“互有正反”的和稀泥，而沒有進入問題的核心。

推而廣之，國民教育科的問題並非改善教學方法足以補救，而是學科本身就欠缺學理基礎。研究學術問題有嚴謹和粗疏之分，我們不會在地理課同時說“地球是圓的”和“地球是方的”，然後讓學生“多角度思考”。同樣道理，國民教育科的政府官員本身對國家和民族的學理認識水平不足，整份課程文件都充斥“同根同心”和“文化精髓”等學術上早被摒棄的文化想像，到了出現拙劣教材後才把責任推在出版機構的身上又有何用？

■ 作者：梁啟智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