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參加浸會大學舉辦的六七事件45週年研討會，台上台下有爭論，但有一點共識，香港發生的事件是內地文革的延伸，如果沒有文革，即使香港有階級的壓迫以及殖民地官員的高壓管治，也不至於因為小小工潮而爆發大規模的持續抗議活動。

內地的文革是一場由上而下、有組織的運動，（後來演變由下而上以及失控是另一回事），香港六七事件由始至終是由中央領導的，並不是某些傳統愛國人士，以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個別領導，一時頭腦發熱可以發動起來的。所以，如果說有左毒，是中央的問題，不是香港的問題。

而今有言論認為，國民教育課程指引以及手冊所引發的事件，是香港有左仔，教育局有左王，《明報》上週六的社評說，“在教育局內，有左毒攻心的人把持著國民教育的相關事宜”。

如果說這些港英政府遺留或者培養出來的教育局官員有人“左毒攻心”，實在是侮辱了個“左”字。更有為這幫連簡單事情都做不好的官員，以“左”的名義開脫之嫌。至於在群眾有沒有“左”，不好評說，但即使有人“左”傾，他們還是群眾，能影響什麼？即使要編寫課程手冊供教師選擇，也是向政府申請撥款。

正如六七事件，沒有中央的錯誤路線，香港是不能起風浪的。可是，中央政府要求每一個國民愛國，要以中國人為榮，這又何毒之有？所以，問題還是出在政府官員身上，他們理解中央的意圖都有困難，設計工作流程以達到目標也有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胡亂設計一套東西，給新上任的政府班子去接手，引發一場糊塗帳。

■作者：阮紀宏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