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國民教育”議題出現在郵件組,有同事提議謹守學術定義,慎用“洗腦”,我從心底裡贊同。隨後看到記者對中小學教師的訪談,一些教師表示國民教育課程中的“洗腦”沒有外界擔心的那麼嚴重,無論教材如何,教師還是有很大的主動權,可以控制其如何執行。我感到非常欣慰,香港教師畢竟和大陸大不相同,“國民教育”可以休矣。
等到看了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我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來。該《手冊》開宗不明義地,對中國模式做了如下定義:“中國模式,是指中國近年在社會穩定下,在經濟、外交所展現的高速、穩定發展道路。”這短短的一句廢話裡,“穩定”一詞出現了兩次。在整個薄薄的文本裡,也在不厭其煩地重複著社會穩定。這分明是“穩定壓倒一切”更怯懦、更假裝斯文也更陰險的表述。內地人一看就明白,香港人卻未必了然。
正如一些大陸馬屁學者所爭論的,早在美國學者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發表有關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之前的80年代,鄧小平就明確說出了這個概念,並一直堅持這種道路。鄧小平的表述要明白得多,那就是“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兩個基本點(堅持4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持4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它在經濟領域的表現,正如學者秦暉所說,就是在資本全球化時代,利用“低人權優勢”,與別的高人權標準的國家競爭。這種競爭的結果是,短期高速發展,長期害人害己。
這個《手冊》不敢像鄧小平那樣蠻橫霸道,就開始打太極拳,在貌似客觀理性的文字中,大抄特抄大陸的政治謊言。比如,關於“中國模式的內涵”,在政治方面的總結,第一條竟然是“民本思想”。它稱“傳統思想中以民為本,為民負責的理念不但得到延續,更成為當代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來源。傳統的民本主義加上現代民主理念規範為政者要以民為本,不以一黨一派的利益為先,有利政府執行長遠的政策與計劃”。
這種馬屁拍得連中共自己都會感到臉紅,它一直靠反傳統起家,現在也宣稱自己的合法性來自民主選舉。而且不僅普通民眾,無數政府官員也都在抱怨各級政府的短視,只知道搞政績工程,什麼時候有利於執行長遠的政策與計劃了?如果真有什麼長遠計劃的話,那就是把家人和孩子移民到美國等西方國家。這並不是一個笑話,中共自己的反腐材料也表明,這是有實權的中高級官員做得最多的長遠計劃。
該教材照抄中共《17大報告》,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總結為“3個有機統一,4大民主框架”,然後對“人民代表大會”等政治制度詳細的介紹。本文不想討論這些制度設計在理論上的內在矛盾,而要指出即便是這樣的制度設計,在現實中國也只是一張藍圖而已。有多少人大代表經歷過真正的選舉?他們中有多少人相信自己代表人民的意志?有多少人相信自己手中的選票?為什麼在這個重巒疊嶂的權力結構中,連最底層的獨立候選人都會遭到警察的反覆騷擾?
把一個畫得不怎麼好的藍圖,當作已經完美執行的事實告訴學生,是這本手冊最大的謊言。
編寫者是不知就裡呢,還是假裝很傻很天真?如果是前者,那麼沒有編寫解釋中國模式的資格;如果是後者,那就是謊言政治的幫兇。當讀到“文化方面”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時,我就不再為這個問題而困惑了。對於一個官員動輒貪污上億元,屢屢強姦幼女,災害之後每每詳細統計樹木畜牲傷亡情況卻不允許問人死幾何,強拆民房易如反掌,上訪者常常被關進精神病院的社會來說,“八榮八恥”竟然是其核心價值體系?
需要辨析的是,手冊中一再重複關於經濟發展的謊言。這個謊言就是,政治上集權專制的中國模式,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事實是,中國經濟正是在衝破、瓦解這種模式的過程中,引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得到高速發展的。緊跟並推動這個發展的中國經濟學家,如吳敬璉、張維迎、許小年等人,一再沉痛地吶喊,這種政治模式是經濟發展的障礙。把發展的障礙說成是發展的原因,是一種政治洗腦宣傳。教材編寫者自認為比這些經濟學家更加瞭解中國經濟呢,還是處心積慮地要把謊言移植到香港?
這些謊言和歪理,在大陸越來越沒有市場,因為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論你把“以民為本”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地震來了校舍紛然倒塌,暴雨來了警察到遇阻的車上貼罰單,數十萬嬰幼兒喝了毒奶粉家長還不敢抗議……洗腦的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越是瞭解國情的官員,越不相信他們每天都在重複的謊言。然而,香港人沒有這些慘痛的親身經歷,學了這些謊話連篇的國情教育,再去看看那些被精心包裝的祖國新貌,無疑更加容易受騙上當。
香港人需要爭取的,是徹底拒絕這樣的國民教育。這種教育的核心內容就是謊言,為了維護謊言必然要限制言論自由。中國已經走過的道路,正在承受的痛苦,香港還要重複嗎?
■作者:長平‧中國著名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