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洗腦”
10號風球過去了，雨忽大忽小，卻從未中斷，整整一週，香港浸泡在令人發狂的潮濕裡。此刻，艷陽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長椅上，曬一曬發霉的身心，讀星期日版的《明報》。
“假如一見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這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站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4版，我有些意外的讀到魯迅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序言。
銳利又復雜、悲憤且柔情的魯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導師與朋友，每個人都可以在他貫穿一生的掙扎中，尋找到只言片語來獲取能量。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僅借用了魯迅的比喻，還把自己的文章命名為“覺醒”。
倘若魯迅得知，該做何感？一生中，他到過香港3次：兩次乘船路過，一次專門演講，都發生在1927年，這一年也是國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對香港印象不佳，曾不無刻薄的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不過，他在這個殖民地發表的演講倒頗富價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會所做的《無聲的中國》，不僅在說那個時代，也似乎是對今天所講。他用開窗子來比喻中國變革的困難，你必須通過拆屋頂的方式，才能讓人們勉強接受開窗的變化，“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還講到中國人缺乏對自身處境的描述能力，是因為人們身陷各種習俗與網絡中，缺乏對“真”的追求，“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
1949年後，中國變成了徹底的“無聲之國”，人們不僅失去了描述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還生活在一種徹底虛構的歷史與現實中。偌大的國家連雜音都沒了，只剩下一種領袖的聲音。而被魯迅所不屑的殖民地，不僅成了中國最後的自由角落，還成為了觀察中國極權體制的最佳場所。
在香港這風雨不斷的一週裡，我到處看到、聽到“洗腦”這個詞，而7月29日這週天，香港則出現了反洗腦的大遊行。
它源於香港政府要在中小學中推行的“國民教育”，在公佈出的一些教材中，人們看到了濃厚的“中國特色”——謊言被包裝成新學說，強調國家主義、貶抑個人選擇，在談論到“中國模式”時，它甚至赤裸裸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及團結的執政集團”。當家長們發出質疑時，教育局長不僅避而不答，甚至傲慢地回應道︰“如果腎壞了就洗腎，腦有問題，當然要洗腦。”
香港人已談了好一陣的“核心價值觀”。但如今，北京不僅指派了一位“地下共產黨員”來管理他們，如今還要用華麗的謊言塑造下一代人的心靈。對於一些憤怒者來說，“國民教育”令人想到了文革與納粹時代。當北京在感嘆香港的“人心不回歸”後，似乎準備要來直接改造這些人心。
對於我這樣的大陸人，“國民教育”的教材沒有被描述的那樣可怕，而香港人在過去幾年來不斷上升的抗爭情緒，似乎也有過度敏感之嫌。即使梁振英真是一位“地下黨員”，他也沒有能力將香港“赤化”，將中國的專制系統引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更無力在這樣多元的社會系統中成功的“洗腦”，此刻的共產黨，感召力與強制力也與狂熱的毛澤東時代大為遜色。不過，過去幾年中國共產黨的確也發展出一種新的、軟性的洗腦方式，而一位香港作家敏銳地抓住了這種變化。在《盛世》中，陳冠中描述了一幅“美麗新世界”式的圖景，大國崛起的幻象迷住了人們的心竅。
很有可能，我這樣的外來者已經“久居鮑魚之肆”，感受到不到香港的焦慮。在文章〈覺醒〉中，安裕回顧了15年來，尤其是2003年7月1日遊行以來（在此後，北京對於香港的干涉明顯增強），香港人內心的變化——“善良的市民起初還勉強吞下這顆苦藥丸，時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員的花言巧語磨掉。這是一場接著一場的欺騙。香港社會15年來的容忍度一點一點剝落，一貫的核心價值隨風而逝。”而他要覺醒的香港人，發出魯迅式的吶喊。
倘若魯迅聽到這喊聲，也必定欣慰。那個由洋主子、高等華人、奴氣同胞與默默吃苦的“土人”構成的香港早已發生了改變，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要擺脫“無聲的香港”狀態，還可能再度激活那個“無聲的中國”。回歸中國的香港，正以再鮮明不過的姿態表明，對於一個社會，異議的聲音、挑戰的聲音，是多麼的重要，追求“真”的生活、“真”的聲音的熱情，將會轉化成多麼大的力量。
在7月29日下午的街頭，有9萬香港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這個數字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一位香港學者說，這讓他想起哈維爾所說的“活在真實中”。魯迅必樂於聽到這一說法。
■作者：許知遠‧中國《生活》雜誌聯合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