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國民教育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位同學的不屑、冷笑，與孤獨，猶如夢魘，時不時就會回來提醒我，要我記住自己的無知和醜惡。
那時候我在台灣上小學，“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但解嚴還是個很遙遠的事。儘管學校開放，卻免不了“忠黨愛國"那必要的俗套，天天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聽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名號則得肅立致敬；至於抗戰的歷史和“共匪"的萬惡，那就更不消說了。那時候我們還看了不少“愛國電影"，為“800壯士"的偉績而鼓舞，替張自忠將軍的殉國而扼腕，再加上一幫外省家庭的戰難記憶，仇恨日本自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偏有如此一位本省同學，家中老人多通日語，而且從小給他述說一套絕非國家主流的日本故事，美好得就像《海角七號》裡頭的情節場景。耳濡目染，他也迷上了日本的一切，除了我們誰都愛看的卡通，他還喜歡日本的傳統風物與現代文明，一有機會便想教育我們這群愛國小憤青。
有一趟春遊旅行，大家在長途大巴裡頭呆了幾個小時，不知怎的又聊到了日本。他一如既往，不懼嘲笑地和我們激辯起來。他說日本人禮貌，我們便說他們虛偽；他說日本發達，我們便說那是掠奪的成果；他說日本流行歌曲好聽，我們就說他是漢奸。當他問起我們有誰真的去過日本，有誰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我們就乾脆急了不只罵他漢奸，還說他是娘娘腔，激動起來差點就要揍他。總之他講現實，我們就談自己不曾經歷過的記憶，根本沒有道理可言。最後大伙齊唱抗日愛國歌曲，越唱越高亢，彷彿這群小學生很快就要上戰場似的。他一個人坐在車窗旁邊，沉默不語，偏著頭瞧向外邊冷笑。
我永遠記得這個景象，記得自己怎麼羞辱一個同學，記得自己莫名其妙的激動，記得愛國熱情中那股奇怪的雄性風格（漢奸為甚麼總被形容為“不是男人"？）。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愛國教育，我所知道的戰爭記憶。
而戰爭，只有戰爭才是任何國民教育的最大利器。它為全國國民設定了一個共同的外敵，所以能夠內向地促生一種緊張的團結。戰爭帶來的苦難又是另一種沐浴，透過這火與血的洗禮，創傷固然成了每一個人的共同經驗，卻也昇華出災劫過後的純淨。還有死亡與犧牲，那無數的英勇故事，神奇地把活生生的個體連上了一個非常龐大也非常抽象的國家。
難怪戰爭是無數國家在教化國民時必得大肆宣揚的核心故事。他們用教科書和博物館說故事，告訴國民“我們是誰"；我們無非就是經歷過一場偉大戰爭的倖存者，理應團結一致，就像戰時那樣地守望相助。他們用紀念碑與大眾傳媒說故事，讓大家崇拜那些為國捐軀的先烈，並且效法他們面對死亡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所謂的“大我"。
戰爭還涉及理念。我們為甚麼而戰？這個問題關乎我們這個國家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關乎我們相信的價值。好比獨立戰爭，它是美國人追求“人生而平等自由"這條理念的最大體現；南北戰爭既是對這個信念的考驗，也是癒合國家裂口的矛盾實踐；第二次世界大戰則雄偉地確立了美國人追求正義的自我想像，讓他們覺得“世界警察"是種捨我其誰的天賦使命。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相信些甚麼呢？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最關切的戰爭就是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這兩場大戰不只感性地描述了苦難與犧牲的故事，鞏固了國民的向心力；還體現出它長久執政的理由。它說，全靠它，中國人才打贏了外敵，獨立於全球諸國之林。它又說，全靠它，中國才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和正義，擺脫掉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壓迫。
可惜這是套連今天一般中國人都不會相信的大話。抗日戰爭是你打的嗎？當國軍在戰場上投入百萬人命的時候，你在哪裡？解放戰爭又解放了誰呢？農民始終被犧牲，當年餓死無數，今天追討欠薪還要挨打。
■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