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是參考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而來的，不過“橘越淮而為枳＂，和FCC相比，NCC有其“台灣特色＂。

“台灣特色＂之一，表現在人家的FCC專注管理通訊傳播的產業面政策，台灣的NCC卻老是熱衷於管理傳播內容。NCC的業務中有一大部份，完全不是新鮮的、開創的，而是繼承過去“新聞局＂在做的對傳播內容下指導棋。

管內容，說這個不可以那個犯規，比起管通訊政策，容易被社會看到，增加NCC能見度，讓這個機構不那麼寂寞．然而問題在：第一，NCC真的有足夠的權力和足夠的能力管得了內容嗎？第二，NCC這樣管，真的對我們的社會有好處嗎？

NCC修正了“置入性行銷＂的規範，但簡單一件事：這樣的規則能夠適用於在台灣極其熱門的韓劇嗎？NCC管得到韓國人、日本人或美國人怎麼拍戲怎麼做節目嗎？在全球化的環境裡，韓劇中出現的三星手機，或美國人紀錄片介紹的BMW新車，在台灣都有銷售，都能在台灣發揮影響消費行為的效果，NCC怎麼管？

更荒唐的，NCC管內容只能用一視同仁的規則來管，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要進行品味判斷。有些文化藝術內容，牽涉到可以銷售的書、入場門票，在節目中多介紹了，也都變成“置入性行銷＂。NCC不具備自我品味，也不具備實質調查是否涉及廣告交易行為的權力，就只能訂一堆內容形式上的規則，限制你賣汽車，一併也不准你推廣雲門舞集，這有道理嗎？

NCC熱衷管內容，一個動力來自我們的受眾看到自己不喜歡的內容，習慣性地就大叫：“政府為甚麼不管？＂但這是從威權舊時代留下來的舊習慣，其實早已不適合新時代的新體制了。通訊傳播行為變得那麼複雜，相對地政府變得那麼有限，還要政府管那麼多，對嗎？NCC呼應這種舊習慣，實質上嚴重拖遲了這個社會形成專業自主規範的腳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業者的心思都花在設計如何鑽漏洞，鑽了漏洞就討到便宜，繼續製造、延長這種媒體心態，難道是社會之福？

■作者：楊照‧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