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是日本戰敗67週年。按照往年傳統，8月也是日本人談論戰爭與和平話題最多的月份。如果說，戰後最初的二、三十年是主張和平與反思的聲音壓倒右翼勢力的話，從上世紀90年代“非自民黨聯合政權”誕生，名為村山政權、實為自民黨勢力卷土重來之後，日本國內公然為侵略翻案及主張修憲派兵的聲音已逐步成為主流。理由很簡單，原有由自民黨與社會黨針鋒相對的“保（守）革（新）對峙”格局，已轉換為自民黨與另一個與自民黨毫無差異的保守黨（以今日來說，就是民主黨）共同主宰政壇的“總保守化”時代。也正因為如此，日本與亞洲周邊國家的歷史觀摩擦也在加劇。也許最能體現這些摩擦的，就是六年六拜靖國神社的小泉純一郎當政時期（2001—2006）。

與小泉時代相比較，民主黨野田佳彥政權與中國和韓國這回衝突的重點，不在靖國神社等歷史觀摩擦，而是集中於領土糾紛的問題上。先談中日兩國8月間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與衝突。

首先，最近一系列事件是2010年撞船風波的延續與發展。特別是結合石原慎太郎選擇在華盛頓提倡“購島論”到日相野田表示有意將之“國有化”的動向來看，日本的目的和上回一樣，無非是要向國內外宣示其主權及對諸島“有效的控制”；不同的是，這回的宣傳力度要比上回來得更為猛烈和有計劃。

針對石原的“購島論”，較早時有部份論者將之限定為“一小撮右翼”的孤立言行，並發出別讓一小撮右翼綁架中日關係的呼吁，事實說明，石原與野田與其說是一個在“攻”，一個在“守”，不如說兩者是在一唱一和。石原說，因為國家不出面管，所以東京都只好插手購島。野田則表示︰這件事由不得東京都操心，中央政府已有將之“國有化”的打算。足見兩者是你呼我應，堪稱合作無間。

不僅如此，就連那標榜自由派，對石原諸多偏激言行頗有微言的《朝日新聞》，也迫不及待地挺身助陣，在社論中表示︰從長遠來看，國有化對中日兩國都是好的，中國應該認識到這一點。

瞭解了日本上述“官（中央）官（地方）”與“官民（媒體）”在領土問題上相互呼應的輿論造勢或輿論誘導，人們對於接下來日本中央政府是否批准石原慎太郎等人登島，或者響應東京都捐款購島的數目有多少，捐款運動是否成功等話題，大可不必花太多心思去關注與推測。因為，這原本就是日本式調動輿情或輿論誘導慣用的方式與手法。

就以這次日本當局逮捕香港保釣人士24小時後又立即放人的行為來說，如果就此輕易得出野田態度“軟弱”的結論，並對日本國內的“輿論壓力”信以為真，以為野田將得為此付出極大的政治代價，顯然是錯誤判斷和解讀日本政治。

日方這回為何在逮捕保釣人士後立即放人而不像前年一般鬧得滿城風雨才退讓呢？個中原因，也許不是我們局外人所能知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東京當局在考慮對策時，不會忽視上回“虎頭蛇尾”的經驗教訓。換句話說，在還未做好和北京全面衝突的準備工作（包括取得白宮的支持或默許）之前，採取較為穩健的態度，以“國內法”拘留和驅逐保釣人士出境，仍不失為東京的一項應對佳策。畢竟，通過“國內法”“拘留”與“驅逐”的措施，日本已再次達到了宣示主權的目的。何況這種表面“不夠強硬”的姿態必然會帶來日本國內某些輿論的“強烈不滿”，為當局進一步制定相關法律和加強防衛措施做好輿論的準備。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小撮右翼綁架中日關係”論固然不可取，所謂民間“輿論”比官方還要強硬，或者“民間反中或厭中感情高漲”論，乃至“官方左右為難”論等，其實都是日方放出的煙幕或是輿論誘導的結果。說得透徹一些，野田與其說是迫於在野黨或“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採取日益強硬的政策與措施，不如說是按照著原定的劇本，有條理地出牌。

■作者：卓南生‧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