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條台北的街道，值得存記。一條叫重慶南路，另一條叫牯嶺街。這兩個路名，都和抗戰有關。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在廬山牯嶺發表了關鍵的抗戰宣告。出乎當時許多人意料，原本遲遲不願意以軍事行動抵抗日本的蔣介石，開戰之後卻顯現了驚人的決心與毅力，將首都遷往重慶，以示周旋到底的決心。

不過這兩條台北街道，除了名字的歷史淵源，還有另外一項共通點，這兩條都曾經是書店街，重慶南路滿滿一街賣新書的書店，牯嶺街則是滿滿一街賣舊書的書店。而這兩條書街最熱鬧最繁榮的時代，是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管制最嚴的時代。

雖然有出版檢查，新聞局有權隨時取消出版社、雜志社的執照，警備總部有更大的權力可以隨時將即使是合法出版的書刊予以查扣，甚至可以闖入印刷廠沒收正在印刷的半成品，不過那個時代，台灣出版業仍然擁有驚人的活力，每年出版數千種新書，才足以刺激出重慶南路整條書街，將上百家書店的書架塞得滿滿的。換個角度看，正因為出版界如此活絡，書種那麼多，使得負責審查的單位根本無從真正嚴查每一本書，開拓了書籍內容的範圍空間，給了逛街買書的人多元選擇的可能。

牯嶺街的舊書店就更精彩了。沒人有辦法控制舊書的來源，不像新書可以查到出版源頭。舊書不是一種一種出版發行的，而是一本一本出現在舊書店的書架上。除非把每家書店的每一排書架都檢查過去，根本無法追蹤究竟有哪些舊書在流通。舊書店比新書店擁擠雜亂，而且舊書可以包上書衣，可以重新在書衣上寫書名，誰也沒辦法一眼看出來內容是不是真的就是書名所顯示的。

於是經常逛牯嶺街的人，總會和幾家店老闆建立特殊的信任關係，進而找到了一些理論上不存在、不能存在的書。最為大宗的，當然就是和對岸大陸有關的書。一些1930年代左翼作家，如魯迅、茅盾、巴金的書；一些“陷匪作家”，如沈從文、老舍的書；一些大陸最近的研究專書。在那個兩岸隔絕的環境下，牯嶺街成了台灣最接近大陸——過去的與現在的大陸——的地方。

這兩條街，讓國民黨從來沒有辦法真正把台灣關起來、封鎖起來。不只是美國出版的書，源源不斷被快速翻譯介紹進來；即使在1972年台灣和日本斷交之後，日本的書籍仍然不曾真正終止流入台灣。

這兩條書街，讓當年幾乎完全沒有機會離開台灣的人，保持了和外在世界的基本聯繫，也就保留了一個建立相對較廣視野的空間，讓台灣人得以借由比較，衡量自己的處境，建構自己的社會想象。

今天這兩條街還在，但書店的風光卻已不在了。不過，台灣所走的彎曲改革變化道路，留著這兩條書街歷史作用的清楚痕跡。我們完全無法想象，若是在那個時代沒有書、沒有書街，台灣怎麼能從僵化威權的狀況下走得出來。

儘管牯嶺、重慶都存記著對日抗戰的痛苦經驗，不過台北的牯嶺街、重慶南路書街從來沒有少過日文書和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書。無論在如何的激情憤怒中，都應該讓書留在架上，因為書是社會最重要的心靈窗口。把窗關上、把人悶在固定不變的環境里，傷不了你討厭的人，只是平白傷了你自己的心胸。

■作者：楊照‧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