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的土耳其
土耳其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擺在我國面前的問題是，土耳其是不是值得我們參考的一個典範？
當然，兩國之間的差異甚大：土耳其擁有逾7500萬人口，幾乎是我國人口的3倍。然而，該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萬零444美元，而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是9700美元。
而且，倘若對悠遠的歷史——奧斯曼帝國哈里發、拜占庭與羅馬及古希臘沒有認識的話，是不太可能瞭解現代土耳其的。
現代土耳其隨處可見歷史的足跡。迄今，伊斯坦布爾的天際線，特別是歷史核心區蘇丹艾哈邁德區（Sultanahmet）和貝伊奧盧區（Beyoglu）——滿是象徵不同時代和人們的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藍色清真寺（Blue Mosque）及加拉達塔（Galata Tower）這類尖塔。
正當戰火蔓延至土耳其境內之際，魅力超凡的埃爾多安執政將近10年、該國強勁的經濟增長（過去10年來達5.2%）及近日來敘利亞與土耳其邊境的連串事件迫使安卡拉的外交和軍事策略格外備受矚目。的確，這是土耳其伊斯蘭主義精英大幅度改變戰略的必然結果。
在1920年代奧斯曼帝國垮台的數十年內，土耳其淪落為一個千瘡百孔、身份定位模糊不清、念念不忘昔日輝煌的國家。
幸運的是，土耳其有一個像國父凱末爾這樣專心致志、自學成才的領導人。他的目標是帶領國家走上激進、現代主義的改革之路，將通曉數種語言但落後的全體國民打造成世俗的土耳其國。
而且，由於親身經歷過土耳其在面對歐洲列強時的懦弱不堪，凱末爾和他的繼任者選擇包容曾經迫害他們的人，向西方靠攏。他在倉促將伊斯坦布爾轉變為近代的巴黎或維也納的當兒，抑制國內穆斯林和安那托利亞人的發展，反之，提倡世俗的現代化，並以強有力的軍隊守護這個國家。
如今，在總理埃爾多安及所屬政黨正義發展黨（AKP）的領導之下，土耳其罕見大膽地擁抱阿拉伯之春，並且開始將重心轉向本土（重新發掘本身的傳統）及東方。
正義發展黨政府在國內取得的一系列成功無疑推動了這一進程。
正如前面提到的，土耳其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比方說，2011年，該國的經濟增長高達8.5%，而國內生產總值則維持在7720億美元。
在與知名實業家，資金雄厚（多達60億美元）的卡里克控股老闆艾哈邁德．卡里克（Ahmet Calik）共進晚餐的同時，他向我敘述了該國的轉型概況。
艾哈邁德說，土耳其目前有5000萬名互聯網用戶，相比之下，2000年的互聯網用戶僅有400萬；而在此期間，手機和信用卡使用人數分別從2600萬和1600萬人迅速增長至6500萬和5100萬人。
飛機乘客人數從2000年的3300萬上升至現今的1億1800萬——的確，伊斯坦布爾的阿塔圖爾克國際機場如今已是每日乘客流動量達8萬2000人次的重要交通樞紐。
每天大概有700至730架飛機往返於阿塔圖爾克國際機場與奧什、阿什哈巴德、阿拉木圖、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達爾及巴庫等地。這顯示了土耳其的外交與經濟觸角積極向中亞延伸，這一點生意遍佈土庫曼斯坦和其他地區的卡里克控股再清楚不過了。
這些成就讓埃爾多安具備了有能力與土耳其軍方抗衡的優勢。長久以來，土耳其軍方被認為心懷不軌，甚至是敵視以宗教為基礎的政黨。2012年9月，約有300名軍官被判企圖透過“大錘”（Sledgehammer）計劃——從武裝部隊過去如何常向平民政府頤指氣使來看，這樣的情況史無前例——推翻政府罪名成立。
這進一步加強了埃爾多安改造土耳其及在外國部署兵力的勢力。該國也許未能完全摒棄凱末爾的世俗遺產，但讓人們可以更自由地表達對宗教的看法及對昔日的奧斯曼帝國引以為豪的新土耳其正在崛起。
像講述奧斯曼帝國蘇萊曼大帝生平事跡的《Muhtesem Yuzyil》（輝煌世紀）這類歷史劇的大量生產便是最好的證明。土耳其的“軟外交”肥皂劇（及流行音樂）在超過40個國家熱播，相當於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航線覆蓋網絡。
如今，在凱末爾出現一個世紀之後，土耳其似乎欲重申它的世界地位。
然而，埃爾多安（據說有意登上總統之位）和他的同僚面臨許多艱巨的挑戰。經濟急速增長的當兒，不少人卻對可依法佔有的收支往來賬戶赤字——8月份時達11億8000萬美元——表示擔憂。經濟蓬勃發展會不會迅速就被大蕭條所取代？
而且，敘利亞的戰火逐漸蔓延開來，土耳其南部邊境地帶頻頻傳出暴力事件，國家是否還能相安無事地發展？近一個世紀以來，該國領袖經已設法避免重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犯下的錯誤，意即站在落敗者的那一方，淪落為歐洲與阿拉伯的領地。
土耳其承認，該國必須以一定程度的靈活手法處理外交政策，才不會惹怒像俄羅斯這樣的強大鄰國。
如果說土耳其的野心過大，該國早就視敘利亞為“越南”或“阿富汗”第二，而非展現自己的機會了。反之，我們應該厘清的是，這對於國內那些不認同埃爾多安派能帶領國家前進的人來說，又代表著甚麼呢？（譯：曾慧金）
作者：凱林拉斯蘭‧著名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