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三寬”（寬厚、寬容、寬鬆）的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早前病逝，遺留在人間的不單是對他的一縷縷哀思，還有對中國言論控制的一串串憤怨、對中國崎嶇的一陣陣痛心、對中國前途一堆堆疑問，以及對中國良知的一聲聲悲啾。

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對於朱厚澤的辭世，我的確心浪滔天，久久不能平靜，全因為朱厚澤在潛移默化中對我的言傳身教，在咫尺千里隔絕中的精神感染。這一切，要從上一世紀80年代我長駐北京採訪的時候談起了。

朱厚澤給我的印象：不管！

1986年底至87年初，我剛到北京長駐。那時候，朱厚澤仍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但已在風雨飄搖之間。為了長遠的工作方便，我不怕身份卑微，力求通過不同的渠道認識他。我不是渴求中宣部為我提供甚麼新聞，而是想到，中宣部管著所有人的腦袋，必須讓他們理解香港新聞的運作特點和規律，才能減少日後的麻煩。我當時的想法是要趨吉避兇，要燒香避鬼，以便更好地實現“港報港辦”。

但朱厚澤給我的印象卻不是“官”，也不是“管”，而是“不官”、“不管”。他沒有把自己視為官，而我是香港《文匯報》的駐京記者，屬全國記協代管，所以中宣部不會管。如果有問題可以找他，但不要找他管。他的處事方法與中共傳統背道而馳，也跟一般中宣部長相反。別人要管到死，他卻認為思想意識也可以放，可以無為而治。這正是他後來被拉下馬的原因。胡耀邦在1987年1月下台，一個月後，朱厚澤也在讚聲和嘆聲中下台。

他下台後，沒有官職羈身，反而更便於我們接觸。他沒有因下台而憂傷，相反更開放了。在間歇而不斷的接觸中，我領會和總結出“擦邊球”、“紅綠燈政策”、“墊著腳工夫”、“牙籤功”的奧妙和技巧。這些都是在官方的宣傳政策壓力下尋求突破的方法，既要保留實力，不會出事，但又可以突破新聞封鎖，把人民該知道的消息報出去。誰能相信，啟發我這位境外新聞界的無名小卒怎樣擺脫黨的宣傳枷鎖，竟然是中宣部長？

中共體制內有一股開明力量

朱厚澤的“三寬”令我強烈地感到，中共黨內，包括高層，也有很多不滿現行政策的人，他們有良心和良知，希望在建制內發揮積極的改革作用。他們有宏遠的目標，但不流於空談，而是結合中國的實際，用盡各種辦法逐步改變中國的政治現實。朱厚澤對我的放心，也令我感到：中共體制內有一股開明的力量（即使微弱，但確實存在），必須真誠對待他們，理解他們，同時要取得他們的理解，彼此配合，互借東風，進退有度，才能把線結成繩，把繩變成纜，中國才有希望。這是香港人甚少看到，更不會理解的“中國潛動力”，它似有還無，但卻是似虛還實，關鍵在於怎樣令它不斷擴而充之。

在朱厚澤和各方鼓勵下，我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挖料”，巧妙地報導那些不許報的消息。其中一些消息，更是中宣部朋友提供的。不可思議的是，他們跟我“閒聊”的，多是官方不想外界知道的東西。官方也許認為這是朱厚澤主理中宣部之後的“惡劣影響和餘毒”，但這卻說明體制內也有深明大義、不滿封閉政策的官員。

“六四”之後，我為免給內地朋友添麻煩，與朱厚澤也甚少接觸了。如今他乘鶴歸去，不禁令我再翻起3個存在已久但暫時無法改變的問題：

其一，為甚麼中國那麼難出現開明的官員，即使出現了，但很快又被官僚體制和意識“打殘”？

很多人說，有甚麼人民，就有甚麼政府。過去，中國老百姓長期在愚民政策下生活，不知天地有多廣，不知民權有多大，自然被視為“蟻民”（今日更有官員視人民為“屁民”）。與此並存的，就是有甚麼領導，就有甚麼下屬；有甚麼體制，就有甚麼中宣部長。所以，如果愚民政策與保守的領導和體制連在一起，不單更多“蟻民”變成“屁民”，相對開明的官員也會被淹沒在封建意識的洪流之中。

朱厚澤、胡耀邦、趙紫陽，都是官場中“因開放而變成傷殘人士”、“因開放而斷送政治生命”的典型例子。民間的例子就更多了，當年曾協助鄧小平復出的知識份子，在鄧小平感到他們“倒捏龍鱗”之後馬上被棄如敝屣，鳥盡弓藏，甚或遭到壓力頻施，打入天牢，流亡異域。

在在說明，民智不開，民權不彰，民氣不壯，就無法促使封建君主意識逐步改變，多麼開放和開明的官員只是寥若晨星，稍見即逝。

其二，宣傳部門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在現時的體制下，宣傳部門是執政者鞏固治權、加強思想控制或影響的工具。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同樣存在，非中國獨有。美國政府內就有“心戰室”，拉姆斯菲爾德任國防部長時就利用“心戰室”製造有利於美國的消息甚至是假消息。但這不能作為中國的宣傳部門墨守成規、強化“宣傳專政”的藉口。

其實，朱厚澤並不否定宣傳部門要為官方說話。他對我說，只要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官方的好政策、老百姓喜見樂聞的措施，為甚麼不可以讚揚？但他同時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能只懂隱惡揚善，還要懂得發揮群眾智慧，讓他們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協助改善施政。

從任何角度看，朱厚澤也是從有利於黨、有利於國的立場出發的，但這不違反他同時立足於人民的立場。兩者可以對立統一，化為官民結合的力量。這就是那一代真正的共產黨員的心靈。他的心靈進一步啟發了我，在提出與官方不同意見的時候，我不慣罵，更不會只懂得罵，我會嘗試提出可行性高、操作性強、能夠兼顧各方的解決方法。我愈來愈明白：沒有真正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開放改革，中國也不會有真正的強大和民主發展；經濟的高速發展，掩蓋不了用強權包裝起來的懦心。從這個角度看，那一些頑固如花崗岩的腦袋辜負了朱厚澤和天下有心人的美意，蹧蹋了他們的情操與靈魂。

其三，今日的宣傳部門正在做甚麼？

到週五為止，我仍然相信在中國的體制內有開明或傾向開明的力量，但礙於傳統思維和種種現實，他們未能把良知顯現出來。所以，即使他們怎樣罵我，我仍然是以理解的心情對待他們。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層層加壓就行了。

按眼前現實，今日的宣傳部門是死水一池，上級指令仍是一塊巨石，而且不斷增加重量。豆腐渣工程不許報，合理索償不許報，“SARS”傳染病不許報，毒奶粉的遺害和苦主申訴不許報，律師維權不許報，觸動黨的巨大利益和貪污腐敗不許報。官方把苦主逼成囚徒，把幫助疏導民怨的人變成敵人，宣傳與司法變成雙劍合璧的專政機器，只會顛倒黑白，保護落後，拒絕文明。這種割喉封殺式的宣傳任務，只會不斷削弱執政基礎。

審視眼前光景，令人更珍惜和必須保護香港的新聞和言論空間。君不見曾任中宣部長的鄧力群，以及中宣部新聞局長鍾沛彰也跑來香港出書嗎？鄧力群有“左王”之稱，鍾沛彰屬開明之列，都懂得香港可貴之處。我們能不珍而重之嗎？（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