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接連發生的幾起校園慘劇，在人們心中投下了沉重的陰影。一場被中國央視稱為“校園安全保衛戰役”的鬥爭在全國範圍內打響。這不僅是一種說法，而且各地也紛紛如此行動，校園裡一派厲兵秣馬、枕戈待旦的景象。

這讓人感到不安。既然是一場戰役，它就不是生活的常態，集中火力打上一陣，總會停下來。到時候，校園日常安全誰來負責呢？再說，這場戰役的敵人是誰，他們將被消滅還是將會投降呢？

更讓人不安的是，本來是校園日常安保工作的查漏補闕，變成了暴力色彩濃厚的運動式治理。北京發生的一起劫持兒童案，劫持者被當場擊斃，獲得民眾一陣陣的喝彩，並且立即得到官方的嘉獎，加重了這種氛圍。重慶等地更是強調性地規定，校園惡性案件中，警察可當場擊斃兇徒。

“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這種階級鬥爭哲學可謂深入人心。按照這種邏輯，“戰鬥”變得很簡單，非敵即友，“革命的首要任務”甚至大部份任務就是劃分敵友。只要貼上歹徒的標簽，當場擊斃十次都死有余辜。同理，只要界定為“非法”，無論是違章建築也好，還是越級上訪也罷，政府就可以無所顧忌地施以暴力。哪怕你自焚了，逼出人命的人，只要穿上一件“執法者”的外衣，就可以不僅連一點歉意都沒有，還振振有詞地斥之為“法盲的悲劇”。

校園屠殺者、劫持兒童者當然罪不可恕，其發生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如果大家認為還應該從更多的方面進行反思的話，那麼我認為社會上彌漫的暴戾之氣值得重視。尤其需要檢討的是，政府對暴力的過度依賴，尤其是在暴力拆遷和攔截上訪兩種行為中，以赤裸裸的僭越法律的暴力對待普通民眾，起到了很壞的示範作用。對這種示範作用的後果，又以更多的暴力來阻止，短期固然可以震懾犯罪，長期效果則令人擔憂。

暴力拆遷甚至直接發生在校園裡。幾天前，鄭州四中好端端的大門，突然被推土機強行拆毀，部份學生舉著“還我四中，還我高考，反對暴力拆遷”的標語到市委散步請願。市政府和校方很快就對外發佈消息，稱此事已經和諧解決，“學校秩序井然，師生情緒穩定”。但是，一起粗暴蠻橫的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它對學生的影響真的解決了嗎？

鄭州四中的暴力拆遷，遠遠不是拆遷事件中最暴戾的一起。在別的一些地方，拆遷方雇傭流氓，對普通民眾進行騷擾、威脅、劫持、關押，對其的房屋進行野蠻摧毀，甚而導致自焚、活埋、兇殺等惡性事件。在真正的法治社會，要對一個人採取如此暴力的行動，他得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威脅才夠資格？然而政府對這些暴力活動只需要一個“劃界”性的解釋——我在“執法”，你是“非法”；我是“公共利益”，你是“私人利益”。所以無論我多麼粗野、兇暴和無賴，你都是“罪有應得”。

鄭州四中拆遷事件中披露出來的政府官員的話，是這種暴力哲學的典型代表。轄區拆遷辦主任振振有詞地說，“任何單位和個人都要無條件服從國家的公益事業”。而此前區長講話宣稱，“這是一項不允許講任何條件的政治任務”。區委書記的講話題更是赤裸裸地“戰爭化”，題為<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誓死完成建設路精品街整治任務>，宣佈“拆遷戶組織非法上訪3次就勞教”。無論這個“政治任務”多麼重要，其間的殺人騰騰留給社會的都是負面影響。（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