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淡出中國
能夠想像一個沒有毛澤東的中國？當然不是現在，遙遠的未來卻有可能。那個時候，中國人篤實敦厚的性格恢復，人性化的中國重新出現，中國的盛世真正開始。
中國人如果有夢，應該是一個不再崇拜毛澤東的社會：天安門城樓撤下巨幅毛像、廣場的毛澤東紀念館拆除，一如柏林圍牆倒塌、一個新的時代開始。
一些政治觀察家敏感的注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2日發表有關黨章修正案的聲明中，沒有出現引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標準措辭，因此很快的推論中共釋出了“去毛化”的一個信號。這個想法，未免一太樂觀、一廂情願，但是仍然值得期待和鼓勵。
中共黨章修正案的聲明，屬於重要政治文件，其用詞及內容顯示黨的未來意向，受到國內外極度注意推敲，當然反覆擬稿謹慎審定。因此，不太可能是個一時疏忽的“美麗錯誤”，起碼應反映中共領導階層對於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已經有了已不能“與時俱進”、必須改轍的共同認識，因此不便再予高捧。這個認識轉變，極為重要。即使僅在起念或者醞釀階段，一旦發展開來，中國的路子、方向就不一樣了。這種轉變，讓人無限憧憬。
它很可能是中共的一個試探觸角，看看內外反應如何，再決定步調。所以，海內外必須熱烈回應，使這種試探得到鼓勵。尤其要抑制左派的反彈，使“去毛化”的情勢單純起來，改變更無阻滯。
馬列主義是“外來事物”，在中國適應不良，在歐洲、拉丁美洲試行，都顯示經濟不能提振、政治壓制人民的共同結果。歐共垮台，證實馬列主義失敗，這是人類用超過一甲子的血淚所得到的慘痛經驗。中共仍然遵奉馬列，如果只是抱殘守缺的慣性，未免太不長進，舊蘇聯都崩解了，如果不能借鑑前車之覆，難道中國要跟著栽跟斗？中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除了由共產黨一黨當政之外，各個層面越來越找不到共產主義的痕跡。德國、俄國都不擁抱本國籍的馬克思、列寧了，中國更沒有必要把外國的燈籠當月亮。
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混血馬列的“中國事物”，是中共的“神主牌”，讓中共難以取捨――毛既是共和國的創建者，沒有毛就沒有中共；毛也是發動政治狂潮、讓中共幾乎亡黨毀國的罪魁禍首，中共背負著毛澤東的原罪，譽謗相隨。沒有人會認為，一個餓死百萬計人民的領導人不該究責；三面紅旗，經濟搞到破產；權力鬥爭，政治掀起腥風血雨，連國家主席都打入牛棚和大牢；文化大革命，則是文化傳統的刨根，整個撕裂綱常，一場全民性的政治和社會鬥爭，戕害了中國人性，至今未能恢復。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在顛倒良知良能，並受到其陰影的驚嚇。
若不是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搞山頭，陰謀引左派復辟奪權，中共中央恐怕不會痛定思痛、決定與極左劃清界線，來保持改革開放的成果與路線。對中共而言，沒有比牢控統治權力更重要的事。當前既有打擊極左的形勢需要，便不得不對他們供奉的毛澤東及其思想劃下道來。中共當局不便把“神主牌”打爛，但是可以做到冷藏毛澤東，不再神化他，讓他過氣、成為非主流，重新論斷的毛功過，藉推崇鄧小平來貶抑毛澤東，已見到端倪。
無須憂慮沒有毛澤東思想支撐的共產黨，會失去“職業革命家”精神，左派為此視改革開放為污染源頭；反而，激進革命思想會把一個社會搞到驚恐萬端，其事例史不絕書。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偏鋒惡質發展，無不如此。馬列、毛澤東思想，都實證了治國不靈，豈能再開倒車。精神戒律，從來難以真正維持黨員純潔性，不如藉由民主的制衡，反而更能監督和防制貪腐。因此，沒有必要再擁抱毛的落敗思維，過去它尚不能挽救中共政權，是靠鄧小平理論轉危為安，未來的經緯萬端，更不可能乞靈於落伍的思想。
毛澤東失去中共中央“保護”後，討毛、批毛的聲浪自然慢慢推高，終於會形成一種共識：不妨把“毛祖宗”供得高、供得遠，但是失去機能、不再蠱惑人心，而成為死的偶像、犯錯的樣板。實現的時機，當然不是現在，何妨留給下一代，眼前以不激起反彈為上策。等到出現遷葬毛遺體的建議出現，並且得到中央與社會正面回應時，世人便不難知道：中共與毛已經分道揚鑣、洗脫原罪，蛻變為一個世俗化、實務性的先進政黨，不再搞輸出革命，不再堅持意識形態領導，並為此強迫人民追隨，而終於懂得低下身子為人民服務。
那時候，隨應毛的後人“請求”，將毛移葬井岡山或韶山，遷建紀念館至他處，乃順天應人。而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恢弘開闊氣象，比起視界受阻於一所陵墓，恐怕國運會興旺得多。
毛澤東是中共的根，中共無法刨根，但是中共可以讓毛的思想隱退，淡出中國。沒有毛澤東祟惑的中國，會過得好的多。
■作者：陳裕如‧旅美資深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