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現在，都常會有陌生人靠近過來對我說：“我最喜歡你和張大春當年在電視上談書，用一個沙漏……”他們八成說不出來我們兩人這樣談書的單元叫甚麼，也說不出那個節目的名稱，當然也不可能在回憶中存留著我們談論的書籍是甚麼，更別說記得我們兩人到底講些甚麼了。

不怪他們，那已經是至少18年前的事了，忘記是應該，比較奇怪的，反而是：他們怎麼會殘存有印象呢？

理由之一，大春設計的形式的確成功。在大春製作的《談笑書聲》節目裡，他設計了一個以“快”為核心概念的單元，兩個人談論一本書，但絕不是好整以暇、從容不迫地談，而是在兩人之中擺放一個沙漏，沙漏倒轉過來開始講話，漏完了，差不多一分鐘時間，就換另一個人講話。

說老實話，這是大春為自己，為凸顯自己腦筋轉得快、話說得快而設計的表演。不過表演要精彩，他得找個人陪襯才行。那時候，我剛從美國回到台灣，上過兩次《談笑書聲》，接受大春別的單元訪談。工作人員整理字幕時，赫然發現我一分鐘可以講400多個字，是他們來賓中講話速度最快的。大春知道了，就邀我跟他飆書，並且把那個單元重新命名為“張楊一本書”――張是他，楊是我，同時用這種形式“張揚”一本書。

他們會記得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們還真的卯足勁，用對的方式錄這個單元。所謂“對的方式”，指的是兩個人真正進入一種較量的情境中，錄影前絕不商量你講甚麼我講甚麼，而是豎起神經來，沒有退路地真正在對方講話的那一分鐘裡，才思考、決定自己接下來說甚麼、怎麼說。

10分鐘，5回你來我往，統統是一鏡到底。中間若是有誰說不下去了，抱歉，即使是發生在第9分半，我們也都將錄好的部份廢棄，從頭來過。那是真正的臨場反應，靠自己的專注與兩人的默契，快速說出對書的看法。

他們會記得的第3個理由，可能是最重要的理由，那是台灣“三台時代”的最後尾聲。全台灣只有3家電視台，打開電視，頂多只有3種選擇。那樣的環境下，單一的電視節目可以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大家看的都是那幾個節目，能談論的，也都是那幾個節目。

第一次上《談笑書聲》，我和太太在台灣還沒有固定的住所，在我長大的晴光市場附近租了一個旅店房間。一個晚上，出去吃了消夜，回旅店時，柜台前圍了好幾個歐巴桑，看到我，其中一個平常幫我們打掃房間的馬上說：“我就說是他，你們自己看！”

他們聚攏來看“電視上的那個人”，看得我渾身不自在。我試圖告訴他們，我不是甚麼名人，那不過就是一個朋友做的節目，需要有人去談談話，如此而已。但他們聽不進這個，他們就是認定如果你不是特別有名的人，人家幹嘛讓你上電視？

那個強勢媒體的時代過去了，換來的是媒體只能虛張聲勢假裝自己很強勢，實際上卻無法有真正的立場與主張。《壹週刊》、《蘋果日報》表面上很風光，但底子裡他們畢竟只能不斷揣摩、討好讀者想要甚麼，而不是讀者應該要知道甚麼。

■作者：楊照‧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