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英文Apology，它的原始意義是“辯護”，到了16世紀後產生了反義的“道歉”，從此“辯護”和“道歉”這兩種行為相互糾纏，而且“壞道歉”及“不誠實的道歉”愈來愈多，由這個字的意義變化，其實顯示了人類的文明在退化中。

“道歉”的真正意義是，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或做錯了決策，使得別人受害，那麼他就應毫無抵抗的道歉認錯，透過他的道歉，受害者得以安慰，雙方的關係也才可以和解。由於經過了道歉的良心洗滌，他的理性與感性也才可以更上層樓，當有類似的情況發生，才不會重犯錯誤。正因為有了“道歉”這種文明新元素，人類的公私行為才有可能日臻進步。

不過，劍橋大學前兩年出版了新罕布什爾大學哲學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的《我錯了：道歉的意義》一書，指出，近代由於政治文化的改變，政治人物愈來愈恐懼一切攤開到陽光下，如果他們對某件錯事道了歉，有可能整個人格都要被迫攤開，於是打死不道歉，錯也要錯到底的壞政治遂告出現。另一位波士頓大學的哲學教授格里斯渥（Chorles L.Griswold）在《請原諒：一個哲學探索》中也指出，政治人物認錯，必須冒著被人認為他很愚蠢的風險，為了要證明他很聰明，自然只會鬼扯硬拗。史密斯教授即表示，現在是“假道歉”、“真硬拗”流行的時代。政客犯了錯誤，打死也不會承認錯誤，只會東躲西閃，拚命玩弄語言修辭遊戲，意圖來稀釋掉他的責任。他表示：“假道歉”和“不誠實的道歉”有如政治上的爛水果，這只是當代政治日益腥臭的原因。

近年來，有關“道歉”的研究，已成了西方一種新的顯學。為甚麼這個在以前是個相當冷僻，很少有人感興趣的課題，近年來卻專著和論文日增，我的見解是：

一、人類的公私行為都應有基本客觀的準則，有準則才會有對錯與是非，但到了當代，由於媒體掛帥，宣傳當道，是非對錯的基本道理已告漫漶，一切只剩下語言修辭，政治人物對自己的天職，何者應為，何者不可為，犯了錯就應知道羞恥而認錯改正，已無所謂。本文所提的史密斯教授即明言，當代政治已把一切看成是“語言―行為”，隨波逐流，鬼扯硬拗的沒良心，無是非的政治遂告出現。當代政治亂七八糟是有原因的，人們開始重視“道歉”的問題，隱含了對當今政治的批判反思，希望重建以責任感為中心的新政治。我們不需要一個只會作秀硬拗的領導人，而期待一個能一切務實，自己心中有是非肯認錯的領導人。

二、“認錯”這種行為是古典道德良知的核心。有良心、能尊重別人，從而界定出與時俱進的人我關係，是人類政治社會得以進步的主因。而虛偽不誠實，連句“我錯了”都說不出口的政客，其實是不值得被期待的。承認自己的愚蠢和錯誤，進而提高自己的判斷標準，這個國家才可能進步！

■作者：南方朔‧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