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告別
我是個老派記者，相信老派價值，包括：評人應“筆則筆，削則削”，論事該“是其是，非其非”；不但“成見不能束縛”，也要“時髦不能引誘”；對有權力的人要“以道抗勢”，要做個“永遠的反對派”，絕不能擺出“依附的姿勢”；當然，更要心中常存“不黨不私不盲不賣”那一點點星火餘苗。
有人或許視這些老派價值為落伍八股，我卻信之奉之始終不移。但說來慚愧，雖然我每次下筆總自認心有所憂而不得不言，但因字裡行間經常冒出幾絲火氣，卻不知不覺得罪了許多人，不是出現“一個人的抒情詩卻是另一個人的粗俗之詞”的意外結果，就是像龔自珍所寫的那兩句詩：“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以至於常讓我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無奈與挫折。
但即使如此，我卻從未有過放棄那些老派價值的念頭。過去一年因為教書需要，我又重新翻閱擺在書架上層多年不曾碰觸的幾本老舊雜誌，30年代的《獨立評論》，50年代的《自由中國》，每讀一篇就被那些早已變成古人所寫的文章震懾：在那個年代那樣的政治氛圍中，那些人不但有道德勇氣，燭照當代，更有進步意識，引領後世；而他們奉之行之的正是我所相信的那些老派價值，他們不走依附權勢的政治正確路線，更不媚俗迎合博取大眾喝采。
我雖魯鈍識淺，但面對那個時代那些人的那些文章，卻也經常戰戰惶惶汗顏不已。我們這個世代寫評論的人雖因言禁大開而筆沒遮攔，評詆之激烈幾近張季鸞所說的“盲爭”，甚至常在落筆剎那產生指點江山的幻覺；但與80年前的胡適與張季鸞相比，跟60年前的雷震與殷海光相比，現在的評論文章通常是氣勝而理弱，少了點知識成份，也少了點文明成份；我寫的文章當然也愧列其中。
我雖然從未奢想能有一言而動天下的本領，卻也從未消極悲觀到自悲自嘆“一管書生無用筆”，面對滔滔世變冷眼袖手而不置一詞，即使祇是“紙上蒼生”，卻也總是勉力為之，當言則言，直筆無諱，縱使引來當事人白眼相向甚或惡言相加，卻也心中坦然：寫評論的人本該接受別人評論，這是行規也是基本倫理。我也常自嘲是個“初階版自由主義者”，所寫文章雖卑之無甚高論，卻無時無刻不以“四不主義”相繩自期，筆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這幾年台灣早已變得像個超大型的聲音競技場，但即使各種雜音此起彼落，弔詭的是，台灣現在卻也是個知識份子失語的年代。大眾聽到的都是從立場出發的噪音，而非來自知識高度的聲音，原本應該站在評論階層前沿的知識份子，不是選邊依附而忘了本色，就是躲進書齋不問世事，更多人則是因懼於被貼標籤而依違兩端；萬馬齊鳴卻無異於萬馬齊瘖，詭異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這樣的現象出現在政治領域，也常見於傳播領域。台灣現在的媒體環境可用“顛簸蹇滯”這4個字來形容，顛簸的是媒體變局與亂局接續動盪，蹇滯的是媒體已日暮途窮卻又無計可施；更嚴重的是，這是一個“泡麵與牛肉麵一樣”的媒體年代，即使《衛報》與《紐約客》來台，其結果也一樣會被人以泡麵對待；當然最令人憂心的則是，這是媒體統治的年代，卻也是安伯托．艾可所形容的媒體倒退的年代。
我在2008年最後一夜離開《中時》後，迄今從未斷過心繫報館之念，老報館的舊事縈之繞之，新報館的新局念茲在茲；近4年所寫大約25萬字的專欄，祇是我把一身功夫（如果還有一招半式的話）還給少林的回報心情使然。但專欄從《中時》停筆那刻，也是我跟現在《中時》告別的一刻，爾今爾後結束了那段牽牽絆絆若即若離的關係；有朋友因此開我玩笑：“這真是一場何其漫長的告別啊！”終於告別了，告別了凱撒。老派記者相信的另一個老派價值是：既不能相濡以沫，那就相忘於江湖吧。
■作者：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