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兄10月15日在《明報》發表了〈假如我們認真地推動國民教育——讀《陳獨秀全傳》有感〉一文，說“陳獨秀這位中共創始人的大覺大悟並不為中共欣賞，多年來陳獨秀或者被攻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反革命，甚至漢奸、叛徒，或者是半遮半掩，不願承認他的歷史地位”。健民兄說的這一情況，是改革開放以前某些人某些時期對陳獨秀的評價，而改革開放後，中共官方對陳獨秀則早也不是這樣評價。2002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再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是中共最權威的中共歷史著作，其中有對陳獨秀先生最權威的官方評價，現給關心獨秀先生研究的人們介紹於下：

一、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陳獨秀積極推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社會的思想蒙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他的貢獻始終得到了中共的充份肯定。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陳獨秀時說：“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那個時候有個《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來有一部份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對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寫道：“最先倡導並吹響思想蒙號角的，是後來被譽為進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第29頁）

二、有功有過的早期中共主要領導人

從1921年8月中共“八七”會議之前，陳獨秀擔任中共總書記。對這一時期的陳獨秀，《中國共產黨歷史》認為他有功有過。

“功”主要有二：一是中共的主要締造者。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相約建黨，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如果不是他對推動中共成立所做的巨大貢獻，中共黨內也不會選舉他為總書記。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中共由起初只有50多人，發展成為一個擁有近5.8萬名黨員、領導280餘萬工人和960餘萬農民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黨。二是推動並實現了中共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國共合作打響了北伐戰爭，為結束袁世凱死後的中國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陳獨秀的“過”主要有二：一是在國共合作後期，自動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國民黨）。二是個人有專斷作風。無論陳獨秀早年、晚年宣揚過多少民主，但在他掌握中共領導人權力的時候，卻沒有很好地發揚民主作風。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決定。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達也認為其具有“惡霸作風”。

改革開放前，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放棄共產黨對工農運動的領導、放棄武裝鬥爭等錯誤，曾被說成是“右傾投降主義”，“投降”差不多等於“叛徒”，所以毛澤東曾說過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當過“不自覺的叛徒”，所謂“不自覺”，就是陳主觀上、組織上並沒有叛變投敵，只是客觀上起了叛變投敵的作用，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改革開放以後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已不再使用“右傾投降主義”，而改為“右傾機會主義”，後者的含義是指思想觀念偏向右了。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錯誤領導分不開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在組織紀律上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陳獨秀當年自己也承認，雖然大革命的失敗與共產國際有關，但作為總書記的自己沒能抵制來自共產國際的錯誤指令，“我自然有責任”。他反對的是當時把錯誤全部推到他頭上的做法。

三、從脫離中共到試圖回到中共

列寧逝世後，蘇共領導人之一的托洛斯基組織反對派，宣傳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要等到全世界普遍建立發展了資本主義社會，然後再進行所有國家同時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對此甚表贊同，遂於1929年9月成立了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親自擔任總書記。這樣一來，他在政綱和組織原則上都背離了中共，因為中共的政綱是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不允許在黨內搞宗派團體。因此1929年11月，中共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由於陳的特殊身份，共產國際於1930年2月8日致電中共中央，要它轉告陳，給他一次到莫斯科“申訴”的機會，但遭陳拒絕。

抗日戰爭暴發後，陳獨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表示擁護中共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在統一戰線中發揮領導者作用，這被其他托派份子罵為“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他則斥責那些托派份子是“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最終，陳獨秀與托派組織決裂。

由於陳獨秀贊成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贊成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主導作用，加之他又脫離了托派組織，因此，他想重新回到中共，中共也歡迎他回來。

1937年，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陳寫個書面檢討以回黨工作，但被很愛面子的陳獨秀拒絕了，他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疑難從命”。後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反對與陳獨秀聯合抗日，並由康生在《解放》週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污蔑陳獨秀是日本偵探。陳獨秀致信《新華日報》反駁，並從此徹底斷絕與中共中央的關係。

1984年，中共13號檔案指出：“30年代王明、康生污其為日寇事件，亦非事實。”1991年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對原來1952年版中把“漢奸托派”的解釋為“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修改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中日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這個解釋可視為對陳獨秀等托派成員“漢奸”罪名的平反。

總之，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對陳獨秀的評價的確出現過偏頗不實之詞，但在改革開放之後，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思想路線指導下，過去對陳獨秀的偏頗不實之詞早已得到糾正。這一點，想來健民兄早已知道了吧！

■作者：郝鐵川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