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羅爾的歷史學家
班加羅爾吸引我的，不是軟件公司、呼叫中心、商業領袖，而是一位歷史學家：拉姆錢德拉．古哈。離開北京前，我讀到他的《甘地之後的印度》，我很久沒讀到這樣令人心動的歷史著作了，能將典雅的敘述和透徹的分析如此密切結合在一起，厚度還超過800頁。它還有著暢銷書的特質，給予讀者一把鑰匙，如此複雜的當代印度史，經由一種理念而串聯在一起。
我們約在Koshy咖啡店見面。自從1940年創辦以來，他就是本地藝術家、作家、新聞記者和風雅人物的聚集地。這裡用藍色桌布，服務生穿著白色制服。市區的味道與機場不同，而硅谷的味道與景觀都被隔離在郊區的工業園區了，市中心仍是那個摩哆車、破建築、英國殖民的遺產構成的印度，偶爾的幾座現代購物中心，都顯得鶴立雞群。
古哈準時而至，白棉布襯衫，暗黃色褲子，運動鞋，身型魁梧，他曾是個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廣泛注意的書，是關於板球的歷史。
“他只是個體育歷史學家”，一位小說家曾不屑一顧地說。當時，他們就印度的民主問題在報上打筆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說家，沒人能把《甘地之後的印度》的作者不當回事。他剛剛坐下，一位熱情的讀者就前來表示敬意，《華爾街日報》歡呼他是“首席印度記錄者”，查理．羅斯邀請他出現在夜晚談話裡，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擁抱了它，這樣一本嚴肅、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暢銷書榜首。這本書的命運也像是印度現實的延伸：絕大部份印度人讀不懂英文，這裡有15種官方語言，不同區域的人們有著自己的獨特文化傳統與語言方式。古哈對我說，它已被翻譯成這15種語言中的6種。
這也是這本書的核心命題：是甚麼把這樣廣泛的人群和區域變成了一個叫印度的國家？19世紀的英國殖民者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所謂的“印度”：人們覺得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馬德拉斯人，而不是“印度人”。歐洲人依靠某種語言、區域，或是抽象的民族本質，而成為一個個的民族國家，而印度，“旁遮普與孟加拉的差異，要比蘇格蘭與西班牙之間還大”。這種懷疑也貫穿了20世紀。宗教、種姓、語言、階級，這些屏障難以克服，似乎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混亂衝突，窮人又太多了，他們能理解現代制度的含義嗎？
但印度不僅存在下來，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這一切的鑰匙。比起廣泛傳誦的經濟故事，他認定“當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經濟”。正是這種政體，才讓這麼多嘈雜的聲音與爭端，共同存在，相互激發。而印度也對民主這個理念，做出了新的補充。
古哈熱忱、親切，但我們卻沒有太多好說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與文章中表達一清了，更糟糕的，我還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認定他的視角。他是我最欣賞的那類知識份子，既有強烈的熱情，又保持冷靜與批評的態度。當印度沉浸在自我慶祝時，他列舉出“印度無法成為超級大國的10個理由”。他讚揚了這麼多印度的民主之風，也對它的弊端憂心忡忡。
很少有中國人把印度當成嚴肅的經濟競爭者，如果你到過印度的城市與鄉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基礎設施上，中國已領先太多，中國人也普遍比印度人富裕得多，當印度宣稱自己有兩億人已是中產階級時，一定招來許多人的嘲笑。但在印度的媒體上，中國卻一再出現，他們比中國人更熱衷於討論龍象之爭。
他沉浸在印度的紛紜頭緒中，要清理這一切，夠他花去幾輩生命了，他正在寫兩卷本的甘地傳記——他對於世界的影響仍未得到足夠的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也沒有得到詳細的研究。
有那麼一兩個時刻，談話突然終止了，我不知該問甚麼，他也不知該說些甚麼，各自喝上幾口咖啡，聽著周圍一片嘈雜，班加羅爾的傍晚已在窗外來臨，摩哆車發出轟鳴聲，背著黑色電腦包的青年人帶著滿臉的疲倦。
我意識到自己的尷尬。不管中國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與大樓，多消費了多少汽車與名牌時裝，在智力與創造領域上，中國卻落人之後了。100年前，當泰戈爾環遊世界時，他是倫敦、巴黎、紐約、柏林的貴賓，人們傾聽他的東方智慧。而中國的一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卻從未受到如此禮遇，他們是西方的熱切學習者，卻很少有人樂於詢問他們對世界的見解。這種失衡也留在中國與印度之間。泰戈爾有無數的中國追隨者，卻從未有一個中國詩人、藝術家在印度能激起這樣的迴響。如今，我來到這裡拜會拉姆錢德拉．古哈，像是譚雲山追隨泰戈爾的延續。
這種失衡瀰漫到細節裡，從加爾各答、瓦拉納西、聖蒂尼克坦、班加羅爾，不管是城市還是小鎮，我總是鑽進書店，把行李中塞滿英文書，很多與印度無關，只是英語世界最新的出版物。人的精緻或完美都在於思想，而汲取的一段路卻插滿了柵欄，有時也只能做只章魚，張開盡可能舒展的吸食觸角。“這是個多麼適合知識份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這裡重新發現印度10次。”一位美國大使在離開新德里前，這樣說過。
■作者：許知遠‧中國《生活》雜誌聯合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