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古佬為何跑到非洲去……


在康拉德(Joseph Conrad)唯一一部背景設在非洲的小說《黑暗之心》(The Heart of Darkness)中,故事的開頭和結尾都發生在潮濕、沉悶的比利時城市布魯塞爾。在這位曾當過海員的波蘭小說家筆下,資產階級的自命不凡、虛偽造作在此歐洲國家的首都達到了頂點:這是一個充斥著奢華宮殿、公共建築的城市,提供資金的是一家神秘莫測的公司,而這家公司在剛果奴役了數以百萬計人,壓榨了大量的象牙製品、橡膠,此後數十年甚至擴大至鈷和銅礦資源。

我本身最近迷上非洲同樣可以追溯至漫畫英雄丁丁的故鄉比利時。上個月我到訪布魯塞爾,那裡就如康拉德所描述的一樣,陰森森的、籠罩在霧氣之中。

我到布魯塞爾去幹甚麼呢?其實,我被一個名為國際危機組織(ICG)的非政府組織任命為董事會成員,我到那裡是為了出席我的第一次董事會議。

國際危機組織是一個致力於防範和化解致命衝突的獨立非營利組織。這個以德高望重的加拿大法官路易斯.阿伯(Louise Arbour)(她也是聯合國人權事務前高級專員)為首的組織擁有超過15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員工。我經已採用他們的研究與分析報告逾15年之久,所以我非常高興能夠參與其中,尤其因為和我一起擔任董事會成員的包括了索羅斯(George Soros)、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及巴基斯坦律師兼維權份子賈漢吉爾(Asma Jahangir)。

我建議那些對國際危機組織感興趣的人到他們的網站去看一下。他們的報告是免費的,新聞報導——譬如以南中國海課題為主題的——也十分詳盡。

話說回來,我發現最吸引我的莫過於專門探討非洲的會議,以致於我會趁著短暫的休息空檔跑到位於大薩布隆廣場和路易斯大道售賣西非和中非文物的地方書店及古董店尋幽探秘。

事實上,一項以蘇丹共和國為討論對象,漫長而又極其全面的會議促使我搜羅了有關這個禍事頻仍的國家的一些地圖和史料。當我回到吉隆坡(途經倫敦)時,我的行李完全超重了。

同為董事會成員的莫依布拉欣也在同一時候邀請我到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爾(Dakar)出席其基金會舉辦的“治理週末”活動。

他開口邀請我時,我們正坐在金光閃閃的布魯塞爾大廣場(Grand Place)旁邊的一家餐館內。坦白說,橫跨半個地球到西非去的主意似乎顯得荒謬,而且還有點瘋狂。這不叫瘋狂叫甚麼?

第13屆全國大選遲遲不來,為了擺脫苦等多時的鬱悶情緒,我打包好行李,啟程前往非洲——某天深夜在曼谷素旺那普機場登上了肯雅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客機——同時試圖釐清自己是否已失去了理智……

在內羅畢(Nairobi)的肯雅塔國際機場著陸令人大開眼界。搭乘同一班機的乘客急急忙忙地轉機前往一些對我而言異乎尋常的目的地,如盧旺達的基加利(Kigali)、盧本巴希(Lubumbashi)及朱巴(Juba)——這些名字我只有在地圖集上看過。

闖入內羅畢是既引人入勝卻又令人困倦的。雅加達的交通阻塞和以犯罪聞名這兩個特點皆可見於肯雅首都內羅畢。

我仍四處去會見當地的新聞從業員、維權人士、政治分析員及研究員,然而我的一隻手總會緊緊抓著背包不放!

儘管如此,我與友人在他們位於高聳於城市上空、蔥鬱的恩貢山(Ngong Hills)上的農舍共進晚餐時——丹麥作家凱倫.白烈森(Karen Blixen)曾住過那裡——內羅畢的原始能量、生命力及活力令我大為驚嘆。

3天後,我做好經歷9小時長途飛行的心理準備登上了另一班機,這次是前往達卡爾(途經阿比讓(Abidjan))。我再一次思索,自己離家流浪是不是出於對國家政治的失望?

不用說,莫依布拉欣基金會的“治理週末”活動給我帶來了豐富的精神糧食。的確,當中有某些時刻我覺得我好像又回到了大約是2002年的印尼:見證某些激動人心、充滿潛力的事情起了頭。

該週末是一連串的見面和會談——一些相當冗長,但有很多卻是簡潔得令人著急的。

我也和沉靜深思的南非國家計劃委員會部長曼紐爾(Trevor Manuel)共進午餐;在舞台上與以高亢歌聲震驚整個會場的歌手安潔莉克琪蒂歐(Angelique Kidjo)跳了一段舞;以及與一位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輕領袖,來自喀麥隆的銀行家馬馬杜.杜瑞(Mamadou Toure)見面——他能說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及英語。

與前尼日利亞總統奧巴桑喬(Obasanjo)聯合主持一項會議後,馬馬杜向我敘述他所設立的非政府組織“非洲2.0”及他協助促成的幾宗生意,其中一宗涉及的正是尼日利亞的水泥大亨丹戈特(Aliko Dangote)。當他談到當今全球最大、也是最賺錢的水泥廠當巴拉(Dangbara)時,我就知道我在對的時間來對了地方……(譯:曾慧金)

■作者:凱林拉斯蘭‧著名專欄作者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