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頻頻賣廣告宣傳政策，包括為長者生活津貼及東北發展播放電視電台廣告、就中學減少派位方案刊登報章全版廣告等等。

梁振英政府上任後，先後在國民教育、東北規劃及長者生活津貼等政策上，遭到立法會及公民社會強烈反對。面對施政困局，梁班子歸咎傳媒炒作及扭曲政府政策，因此試圖透過賣廣告的方式，直接將政府信息傳遞給巿民，以鼓動民意支持政府，並扭轉在輿論上不斷捱打的局面。

政府直接“動員民意”向反對者施壓，到底是改善管治的靈丹妙藥，抑或會弄巧反拙激化矛盾？

政府主動出擊製造輿論，透過“動員民意”推動施政，其實在外國也有不少例子。例如美國總統面對國會阻撓法案通過時，便常常採用“走入民間”（Going Public）的策略，透過發表全國電視講話、電台講話、到訪各州等方法，直接動員民意支持向國會施壓。

美國總統“走入民間”推動政策

這種強調“動員民意”的管治策略，到底是否有效？美國學者Samuel Kernell在《走入民間：總統領導的新策略》（Going Public:New Strategie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一書中，總結了多名美國總統的實踐經驗後，認為這種管治策略看似無懈可擊，卻大多數以失敗告終。箇中原因，在於總統揮動民意大棒，企圖威迫國會就範時，實質上等同挑戰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的憲制角色，因而往往引來國會更強烈反彈，一旦操作失誤只會令施政困局愈陷愈深。

另一位美國學者Richard Rose在著作《後現代總統》（The Postmodern President）中就指出，“走入民間”要發揮作用，必須配合“走入華盛頓”（Going Washington）的策略：即總統在“動員民意”向國會施壓之餘，仍然必須與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及利益團體“談判協商”，以吸納意見修改政策建立共識。

例如奧巴馬推動醫改法案時，一方面透過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及巡迴各州，大力“動員民意”為改革護航；只一方面則由幕僚長伊曼紐爾為首的白宮群英，與國會議員進行密集談判，並先後在墮胎撥款、成立公營醫保等多方面作出讓步，才成功箍緊民主黨中間派議員支持，令法案得以在共和黨抵制下成功過關。現時，奧巴馬在處理“財政懸崖”時，亦正在運用同一手法，奧巴馬先後多次親身上陣“動員民意”，呼吁民眾以電話電郵向國會議員施壓；同時亦派出財長蓋特納及白宮立法事務室主任納伯斯，與國會參眾兩院領袖“談判協商”尋求共識。

不能取代“談判協商”的工作

回到香港，梁班子試圖“動員民意”為政策護航，本來無可厚非；但政府卻堅持政策不能修改，拒絕與立法會及民間團體“談判協商”，則只會弄巧反拙激化矛盾。因為政府只顧進行單向宣傳，卻拒絕耹聽反對聲音完善政策，等同要立法會“硬食”政府方案，客觀上則是要削弱政黨議員及民間團體的中介地位，試問立法會及民間團體又豈能坐以待斃？他們自然要更強力地反對政府方案，結果必然是府會衝突及社會對立全面激化。

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政府強硬表明絕無修改空間，卻大賣廣告向立法會施壓，於是泛民主派固然振振有詞批評政府漠視民意，建制派政黨如工聯會亦氣憤難平，令這項立意良好的惠民措施，至今仍然未能獲得通過。同樣問題亦出現在中學減少派位方案。教育局在報章賣廣告宣傳政府方案，卻千方百計邊緣化教協這個最大教師工會，以為能夠壓下反對聲音，最終卻破壞了政府與教育界的合作關係。

歸根究柢，政府有效管治的關鍵，在於促成各方合作（Collaboration）。當議會政治及公民社會已經根深柢固之時，政府管治不可能單靠“動員民意”硬銷政策，

更加需要創造空間與立法會及民間團體“談判協商”。

政府要有效管治，必須軟硬兼施靈活運用“動員民意”及“談判協商”兩種策略，不可偏廢任何一方。

■作者：方志恒‧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