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網民對付“500港女”，只不過是種社會制裁，重申傳統社會的人情價值，沒甚麼不對。這種說法，讓我想起2005年轟傳全球網絡的“狗屎女事件”。

所謂“狗屎女”，其實是一位韓國大學生，某日她帶了小狗搭地鐵，小狗還拉了屎，於是便被其他乘客訓斥。沒想到她不只不認錯，甚至拒絕清理狗屎，態度實在不好。要是放在過去，遇上這類法律一時不及，甚至根本不在法律規制範圍內的錯誤行為（例如插隊），社會的確能自己制裁它，輕則由旁人投以鄙視目光，重則粗言辱罵。雖然這種制裁可以對犯錯的人造成壓力，但它的重點不在於真要對他造成甚麼實質傷害，而在於公開重申一套社會主流認可的規範，讓在場所有人都感到隊不可以不排，狗屎不能不清。單從這個層面來說，社會制裁是很有必要的，想想看，碰上有人插隊，如果人人都默然啞忍的話，那豈不是在告訴大家插隊就插隊，沒甚麼了不起。

然而，這是互聯網時代，也是屬於便利影像紀錄的時代，所以“狗屎女”才能成為事件。

“狗屎女”不只受到了當時在場乘客的傳統“社會制裁”，還被人拍下照片，上網公佈。短短幾日之內，經過數以萬計的網民的努力，她的真實姓名、電話和住址等私人資料全數公開。就連她的父母家人也沒被放過，收到不少電話，指責她家家教不嚴。再發展下去，那名女子的身份就此定位，“狗屎女”這個名銜吞沒了她的一切，網上到處都是侮辱她調侃她的“二次創作”。終於，這個還在唸大學的孩子退了學，患上精神疾病。她的姐妹必須轉換工作。她的父母搬家，隱姓埋名。

當時有些韓國報紙的社論批評這是欺凌，可是一些網民反唇相譏。他們說，或許大家幹的有點過份，但這只是為了恢復正義，是一種“社會制裁”。

上古時代，部落社會中的復仇可以變得很駭人，為了一點小事，便引來滅門屠族之禍。但《漢謨拉比法典》告訴我們，這是不對的；處罰應該和一個人所犯的罪行“等量”，不得過輕，更不能過猶不及。

錯誤可以量化嗎？罪惡能夠計數嗎？當然很難，但我們心中大概都有模模糊糊的一把尺，都覺得一個人犯下的錯和他受到的教訓應該“等量”。從前日本治下的東亞屬地以“治安良好”著稱，扒手偷竊，甚至會遭到砍手的酷刑；如今有誰會覺得這種處分公道？

同樣地，“狗屎女”放任自己的小狗在地鐵車廂拉屎，結果得到學校退學、精神失常的後果；這樣的制裁合理嗎？一個人沒管好自己的寵物，而且拒不認錯，她就活該被人公佈她的一切私隱，甚至讓她的家人都得教訓嗎？

我當然不會以為今天香港網民對“500港女”的制裁，比得上當年那位“狗屎女”的慘烈。可是我們不能不從這件事學到一點東西，仔細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

俗稱“網絡欺凌”的這種社會制裁，看起來很像司法，都有矯正錯誤，重申正常規範的作用。但是其中一個關鍵差別就在於沒有人知道那個處罰的分量該有多重，要去到多遠才算過份，要走到何處才會讓人收手。更不消說整個“審判”和行刑的程序是否合理是否公正了；殺人嫌犯尚有自我辯白的機會，得罪網民的壞人的話，則根本沒人要聽。這確實很像古代的獵巫，又很像文革的公審，一旦被告，便已定罪。一個人聲嘶力竭的喊冤聲，完全淹沒在廣場上的喧鬧之中；直至石塊丟盡，血流一地，眾人才興盡散去。

■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