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與政府領導人
國際媒體對政治人物的譽謗，如水之載舟亦能覆舟。最近英國《經濟學人》和美國《紐約時報》，分別對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和中國總理溫家寶有一些負面報導，讓兩位政府領導人很消受不起，也引起海內外廣泛迴響。
一旦被知名報章“定性”，冠名為“笨拙的總統”、“巨富的總理”，似乎歷史評價就此定案，被報導者當然要極力澄清、力求挽回，於是，媒體與政治人物的互動，就有許多看點，也考驗了彼此的功力。
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馬英九訓令駐英代表處與《經濟學人》交涉，最後採用投書澄清，是比較緩和的方式，也比較能給彼此下台階，讓事情有圓滿解決的機會，既表現尊重媒體的禮貌，也容易得到善意回應。台灣方面如果高姿態抗議、要求道歉更正，恐怕風波會鬧得更大。《經濟學人》為了維護聲譽，必然卯上作更進一步的扒挖，以更多的報導與評論讓馬總統不好應付。
而《經濟學人》以來函照登的方式處理，讓受報導者有個機會作說明，顯示沒有媒體的傲慢，也是適當處理“糾紛”文章的慣常做法，並沒有產生雜誌向當權者低頭的觀感。值得留意的是，除了來函照登之外，《經濟學人》說，是台灣媒體的譯義有誤，而把“Bumbler”推到了文義的各說各話上，讓大家都有發揮的空間，自己卻完全不對這個辭眼作更多說明，以免越描越黑。某種程度說，《經濟學人》高明到了幾乎滑頭的地步。英國人的圓融、幽默甚至狡黠，也表露無遺。
《經濟學人》將燙手山芋反手拋出，打一趟太極拳，維持了與台灣當局的良好關係，卻讓台灣朝野去傷腦筋咬文嚼字，找尋適合自己的解讀。於是有名詩人硬掰“Bumbler”成“大巧若拙”，名教授演繹為“老好人”、“老馬識途兮”等等，讓人眼花撩亂，全然不顧“Bumbler”本身就是一個貶義辭，是責備人的話。不信且問詩人、教授，願不願意被稱呼為“Bumbler”？一群“Bumbler”為馬總統竭力解圍，恐怕要為脫離風暴的《經濟學人》竊笑不已。
另外值得多提一筆的，是馬總統的“內外有別”。總統府的第一反應，是抗議、要求更正，姿態甚高，符合“馬更正”這些年來一貫要求國內媒體改正錯誤的調門，但是其後卻以在《經濟學人》刊出投書收場，態度緩和多了，讓台灣媒體有些醋味。總統府不免有些心虛，知道儘速收場是上策。馬總統愛惜羽毛，當然不願從此戴上“笨拙總統”的歷史稱號，因此爭所必爭，但是外國媒體顯然不像台灣媒體那般好打發，兩相對照，顯出了“內厲外荏”的差別性。
同樣的爭所必爭，溫家寶也一定要摘下“巨富總理”這頂帽子，須向《紐約時報》討個說法。但是，溫總理的回應，相較於馬英九而言，就剛性高調得多。他的家人向《紐時》提出告訴，一旦對簿公堂形同撕破臉，促使《紐約時報》提高了對抗性，因為官司打輸，媒體不止損失聲譽，說不定還有巨額索償。話說回來，《紐約時報》也不怕在美國遭外國政治人物控告，這種官司，法院一定保護媒體，何況還是美國著名媒體。而中國外事單位豈有不知之理？但是，溫總理反擊越嚴厲，便越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不能不用剛性高調來自清表態，只差不方便由溫家寶自己提控，那是上駟對下駟了。基於大陸民情的考慮，面對《紐約時報》便只能硬不能軟。
《紐約時報》素來自負，面對中國訴控，尤其不能示弱，因此“以戰止戰”展開又一輪的報導，繼續對溫家寶家族的財富掏挖，雙方“開車對撞”，看誰是懦夫退讓。就退場的角度而言，《紐約時報》與溫家寶對峙愈演愈烈、難以收拾。溫家寶要面對紐時一波又一波的深掘，損害無法控制、個人清譽受損；而《紐時》則面臨北京政府強大壓力，今後在中國採訪上步步艱難。相對於“馬英九/經濟學人”，“溫家寶/紐約時報”的互動，撞擊的能量巨大得多。此顯示，台灣經過民主洗禮，與媒體打交道較圓熟靈活。在中共體制嚴控下，媒體是宣導工具，只有接受管制聽命的分兒，哪有挑戰中央的膽？中外有別，北京政府與西方媒體的互動，有待學習尊重與磨合。
自由媒體只要報導有據，便立於不敗之地。《經濟學人》據以評論馬英九的“笨拙”，如人民滿意度低到不足13%、取消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的欠缺深思與適當配套，以及油電產業政策的反覆、馬團隊頻出差池等等，類此失衡脫軌的施政和用人，於5年執政期間歷歷可數。馬是最清廉的總統、人品高尚的君子、高學歷的背景和全心投入國政，本該廣獲尊敬；但是卻到了連菜籃族都不欣賞他的拙與鈍、氣憤他的剛愎自用，而有“壞總統也比笨總統好”、“懷扁”的情緒出現。正是這樣的刻板印象，當《經濟學人》的Bumbler一出，遂立刻對號入座。馬英九再不改變作風，“笨拙的總統”會成為他的歷史定名，讓人既惋惜又痛切。
■作者：陳裕如‧旅美資深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