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989年的“六四事件”，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和北京市長陳希同，被外界視為鎮壓屠殺示威學生的關鍵人物，因而被冠上“六四劊子手”的歷史臭名。但晚近兩年，兩人先後在中國境外出版自傳體專著，即（據信是）出自李鵬之手的《李鵬“六四”日記》，以及陳希同親述的回憶錄《眾口鑠金難鑠真》。

兩本書洋洋灑灑，但在獨立的中國史學家眼中，皆不外是試圖為自己洗清歷史罪名之自辯文字。李鵬在日記中為自己辯護，指當年軍隊入城等措施都是鄧小平的決定，撇清自己當時作為總理的責任。陳希同則說自己只不過是“傀儡”，認為外界對他的指責，是遠遠超出他應負的責任。

在馬來西亞，同樣有不少政治人物、高官或公務員，在離開原來參與的體制或組織後（無論是自願離開或非自願離開），也如同李鵬和陳希同那樣，或喊冤，或自辯，甚或痛罵有關體制和組織，總之就是要與自己往日參與的那個體制或組織，以及那個體制或組織的所作所為劃清界限，為自己開脫責任。近日做得最高調度的，莫過於前全國總警長慕沙哈山接二連三的爆料式言論，矛頭直指他的前上司（前任內政部長賽哈密和現任內政部長希山慕丁）和前下屬（現任總警長依斯邁奧瑪）。

這些人物的“喊冤”和“自辯”，幾乎都在陳述一套同樣的邏輯，即他們以前的所作所為，全因當時身處於體制內，受體制規則所限，必須執行體制之指令，也就是陳希同所謂本身只不過是“傀儡”的說法。因而一切的錯，都是體制、制度和組織的錯，個人不必負責任，或起碼不應負最大的責任，因為在這套體制之中，個人乃是身不由己，甚至是被逼良為娼。

但是所謂體制，只是一組抽像無生命的結構，它不可能開口告訴你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甚麼。能夠這麼做的只有人類，因此這些前權貴在喊冤和自辯時，其卸責的對象往往只能是當時的更高掌權者，也就是他們的前上司。因此，所謂體制，其具體代表，就是掌握最大權力或者獲取最大利益的一部份人士。

然則，體制和個人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或者說，應該要怎麼劃清兩者的關係？體制規範甚至操控著個人之言行，但一切體制本身都是由人所創造，也為人而創造，某個體制的明規則或潛規則，都不可能憑空出現，而是為人類之一切需要應運而生。

前高官當然都有為自己辯白的權利，甚至應該有得到原諒的機會，但是把一切錯誤和罪名都推給所謂的“體制”，就像我們在討論某個社會問題時，把所有問題和所有錯誤，都泛泛而籠統的說成是社會的錯、國家的錯、政府的錯一樣，這種理由人人都會說，也很容易說，而且永遠都說得過去，但也永遠都無法尋找到具體的原因，也永遠無法找到具體的解決方案。

■作者：張以勒‧政治工作者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