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小泉“一邊倒”的親美外交政策相比較，後小泉的6位首相中，雖有鳩山略擺姿態、揚言要爭取“更為平等”的表演與插曲，但從民主黨人往後的對美態度來看，民主黨人對白宮畢恭畢敬的謙卑姿態，比起自民黨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在白宮明確表示要“重返亞洲”之後，日本官方與主流的保守輿論界無不大聲讚好！畢竟，勾結本區域外的大國當靠山，是日本近代以來推行的傳統外交戰略。戰前的“日英同盟”、戰時的“德日意軸心國”，就是此類戰略的產物。

至於戰後的“日美同盟”，如果按照戰後日本憲法禁止日本與他國結盟共同使用武力的相關規定，日本是不能簽署任何軍事同盟協定的。因此，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日美同盟的“同盟”二字，一直都是日本政治家與評論家視為禁忌的敏感字眼。日本政治家與輿論界大膽公開談論“日美同盟”（特別是軍事同盟）關係，是在高舉“戰後日本政治總決算”旗號的修憲派首相中曾根康弘當政（1982—1987）以後的事。

“日美同盟”的“同盟”二字，從觸之不得的敏感字眼，到今天大眾傳媒無日不談的日常用語，戰後日本人的“和平憲法論”與“安保觀”變化不能說不大。“後小泉”6年來，兩大保守黨競相要求深化日美軍事同盟（鳩山當政時期是唯一的例外，但馬上便豎立白旗），以及日本領導人頻頻表示要重新詮釋“集體防衛權”，更充份反映了當政者急於在憲法正式修改前，行使軍事同盟的“合法”權力。因為，兩者的軍事同盟關係，早已走在咬文嚼字者的前頭。安倍、麻生、野田的疾呼行使“集體防衛權”，說白了，其實只是追認日美軍事結盟的公開事實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美軍事同盟”日益深化的同時，6年來東京對華的基本態度是採取“政經分離”的政策。

“後小泉”日本的幾任首相，對力圖維穩的北京及主流媒體基本上是採取相安無事（即“和諧”）、冀圖轉危為安的態度。針對中日領導人互訪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北京也許真的存有極高期待，但從日本官方的表態和媒體報導重點來看，東京從一開始其實就以十分明確的字眼，將之定位為各有所求的一幕“戲”（“演出”）。

最能體現東京如此心態的，莫過於民主黨第3任首相野田佳彥去年年底訪華前後的姿態。在北京，他還自稱為“中日交流之子”（因為他是參加1984年應邀訪華的3000名日本青年之一），但一轉身，野田就前往新德里推行其圍堵中國的戰略。這一表演，清楚說明了所謂“中日交流之子”是假，“自衛隊之子”是真的事實。

至於緊隨其後，野田首相與東京鷹派知事石原慎太郎串演的“購島雙簧劇”，更促使中日關係從“政冷經熱”逼至“政冷經冷”的牆角。野田“購島牌”對中日關係帶來的殺傷力，顯然並不亞於小泉的六拜靖國神社。但這一來，原已在內政問題上碰得焦頭爛額的野田政權，也無可避免地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泥沼。

野田內外交困的爛攤子，是否將由一個曾有“不負責任”前科的安倍晉三來收拾？抑或將由自民黨加上幾個新老右翼投機政客臨陣組合的“新黨”共同承擔與處理？無疑是今後人們注視的焦點。

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由哪方人馬出面接管，從今天日本國內的政治空氣來看，新內閣將是一個以“修憲”為號召，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新修憲內閣”。

■作者：卓南生‧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