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70年代
在門口的櫥柜上，釘著切．格瓦拉的畫像。那是保羅．戴維斯的著名插畫，切的眼光堅定、明亮卻溫柔，貝雷帽上的五角星閃閃發光，帽子下的頭髮有一種孩子氣式的蓬亂。
多年來，格瓦拉讓人著迷的是他將理想付諸行動的勇氣，與果敢、勇氣背後難掩的溫柔。在游擊戰的行軍中，他常手持一卷聶魯達入睡。
畫像不是來自海報，而是一本雜誌的封底。
“你知道《70年代雙週刊》嗎？”梁國雄問我，“我的很多想法都從這本雜誌開始的。”《70年代雙週刊》創辦於1970年1月1日。24歲的吳仲賢與23歲的莫昭如是兩位主要創辦人。
前者因一年前的“珠海事件”而知名——他在就讀的珠海書院發動罷課，以反對校方操控學生會，被開除學籍。
“Pitzer曾說過：｀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政治或意理（Ideology）的工具，便得遭殃。’我們想補充：｀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金錢的工具，必然遭殃。’”吳仲賢在校內的《大學生活》雜誌中寫道。這種情緒既源於他個人的自由精神，也與時代氛圍有關。60年代的世界被學生運動所佔據，從柏克萊到巴黎到東京，從布拉格與北京，出於不同的原因與主張，青年們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既有制度的抗議。但在彼時的香港，這注定是孤獨的吶喊，這個夾雜在紅色中國與沒落帝國的城市首要渴望的是秩序，而不是顛覆。
而從澳洲留學歸來的莫昭如也是一個顛覆者，在阿德蕾德大學研讀經濟學時，就受到反越戰思潮的影響，不過，他很是不以為然於同樣流行的“文革崇拜”——他知道它也一點不像這些外來者想像的浪漫，相反的，它意味著人道災難。他成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一切既有體制都意味著壓迫，都需要反抗。比起吳仲賢的濃郁的政治意識，他的興趣在於藝術。
他們與隨之加入的一些青年人，令《70年代雙週刊》變成了一本無法歸類、活力盎然的雜誌。即使在今天，僅僅是瀏覽封面，你也會為它的豐富與前衛大吃一驚。鮑勃．迪倫的抗議音樂、法國新浪潮電影、柏克萊的學生運動、羅素哲學、伊朗的街頭騷亂、中國的文化革命、孟加拉的人民抗爭就這樣排列在一起。
除去引介西方青年文化、社會抗議的思潮，它刊登本地青年作家與藝術家的作品，還鼓勵本地的工人運動，批評中國大陸的政策，呼喚香港青年人在文化與政治上的自覺。在他看來，“香港的青年都囚禁在不可逾越的沙丘裡，昏睡的固然永遠沉淪，清醒的也不能自救”，要打破這無力與無根的狀態，必然要從反抗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開始。它似乎是60年代西方學運的延續，音樂、抗議、文藝、思想、時政混雜在一起。
對這本雜誌的編輯來說，僅僅的思想不能令人滿足，他們還要把理念轉化成行動，從紙面呼喊轉變成直接抗爭。它連串工人運動，釀成小規模工潮，籌組“工學聯盟籌備委員會”，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獲得與英文同等的地位。
1971年的釣魚台危機，則為他們的行動增添了新的燃料。他們不僅連續刊發了報導與聲明，還發起了一次次的公開示威，並與警察發生衝撞。倘若台灣青年把釣魚台事件視作對抗國民黨威權的機會，那麼吳仲賢這批青年則用它來挑戰英國殖民者。在1971年5月4日，一群青年聚集於皇后碼頭，抗議日本佔領釣魚台，這像是雙重傳統的結合——民族主義與五四的啟蒙精神。
在梁國雄的記憶裡，他該是《70年代雙週刊》最早的熱心讀者，這為他早熟的靈魂打開了另一扇窗。隨之，他還在保釣遊行的隊伍中第一次感受到“群眾的魅力”，這真是興奮的經歷，它令人忘記自身的孤立。比起從前半地下的小規模活動，這種公然走上的街頭、吸引他人目光的行為，充滿了半驕傲半炫耀式的快感。當然，沒人會太在意思這個少年人。他才十四、五歲，逃離了寄居的家庭，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這必定也是狼狽不堪的日子，他要為最簡單的日常生活苦苦掙扎。這種驕傲、敏感、孤獨、酷愛閱讀的心，很容易成為了《70年代雙週刊》的追隨者。
“他還是個小孩子，都叫他｀雄仔’”——在一個小雨的上午，我見到了莫昭如，他這樣說起當年的梁國雄。滿頭銀髮的莫昭如仍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像是剛從泛黃的武俠小說的頁面中走出來。他仍在用聽不太懂的粵語普通話對我回憶往日，評論當下。他的談話會突然停下來，兩眼望著前方，不知道是拚命搜尋記憶，還是出了神，就像他的話劇作品、他的人生，充滿了即興式的片段。他仍大罵中國的醜陋現象——40年前，他說毛澤東的革命變成了新官僚，現在則說北京早已放棄了社會主義，變成了最極端的資本主義。他仍在相信，革命隨時可能爆發。也像40年前一樣，他試圖把自己的思考與人民結合在一起。從前，他通過雜誌鼓動風潮，現在則通過“民眾劇場”來擴散理念。他的一生是個不斷探索的過程，雜亂又專一。
■作者：許知遠‧中國《生活》雜志聯合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