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創造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電影美學,總是在中距離以外的鏡頭,不動地凝視戲劇的推展。這樣的電影敘事手法,為他在全世界吸引了許多崇拜者,也有不少國際影壇上的仿效者。
但若是深入探討“侯氏風格”的來源,其中絕對無法忽視的因素,是台灣貧乏而缺憾的電影環境。我們沒有夠優秀、夠傑出的演員,可以經得起特寫鏡頭的凝視;我們也沒有充裕的資金、廣大的片場,可以供導演揮灑全景呈現。
換句話說,侯孝賢的成就是建立在認知台灣的特殊環境條件上,正因為深刻體會了這樣的缺憾,為了應付現實、彌補不足,才創造出了獨特的藝術語言。
我們完全能夠想像:一個具備了和侯導同等才能的電影藝術追求者,若是無視於自己面對的現實條件,一心想拍出好萊塢式的“大片”,或者是源自豐厚劇場背景而來的英國式細膩心理片,那麼投入再多的努力,承受了再多的挫折,恐怕還是只能有平庸、半吊子、不起眼的作品吧!
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雖然在台灣拍攝,但從資金到人才到技術,都是好萊塢提供的。除了少數“本土劇”,台灣大部份的電視劇也都紛紛到對岸去拍攝了。這是無從忽視、更無法否認的事實。影視戲劇的土壤是如此,要怎樣期待電影有“小清新”以外的表現?又要如何期待台灣電影在設定以華人圈為競賽範圍的“金馬獎”中,獲取優異、亮眼的成績呢?
除非像民進黨立委建議的,“金馬獎”關起門來,只評選台灣電影,那樣就可以保證得獎的一定是“台灣電影”了。但問題是,那樣辦出來的“金馬獎”,就對台灣電影環境有幫助了?
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台灣電影比輸人家,而在於我們的社會、政府無法查知、更不願去鼓勵真正可以贏人家的本事,老是以一窩蜂的單一標準來衡量成就。很少人意識到:這些年來,台灣電影在紀錄片上的表現遠勝過劇情片。台灣有一批青壯派的影視工作者認命地面對沒有好演員、沒有好劇本、沒有充裕資金的限制,扛起攝影機,上山下海,把故事寫在記錄形式的作品裡。十幾20年的累積,在紀錄片的語法、表現、剪接上,逐漸建立獨特的風格傳統。
拿當前的台灣紀錄片,去和香港、大陸相較,一定只贏不輸。拿去和其他任何國家的紀錄片比較,也絕不遜色。可惜,這樣的成就,大部份人不知道也不關心,台灣的立法委員們更是從來都不知道、更不關心。
為甚麼政府不能讓已經有了如此傑出成就的紀錄片,獲得更普遍的重視?為甚麼政府不能提出一套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電影產業發展策略,在輔導、投資劇情片外,開出另外一條由紀錄敘事逐漸成熟虛構敘事的道路出來?
台灣今天的困境,很大一部份來自於缺乏真正的自知與自重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央及地方的政府官員、立法委員,沒有耐心實地去瞭解各個領域的面貌,習慣撿拾外來的標準,粗率套用。我們不是美國、也不是香港大陸,我們需要的,是依照台灣具體條件量身訂做的電影產業政策,不是一窩蜂的流行意見。
掌握龐大公資源的政府,有能力、也有責任鼓勵、投資真正的台灣特色,一窩蜂的事、一時討好消費者的事,民間商業市場自然會去做,不需要政府。一窩蜂的事,誰都看得到,也有很多人會投入跟隨,這更不需要政府。相反地,政府應該提供更高更廣的視野,提供未來的願景,以視野和願景對抗市場的一窩蜂,讓從現實土地上長出來的真實創意能夠茁壯成型。
不過看看各級政府一窩蜂地砸錢辦跨年晚會,毫不在意地彼此抄襲模仿,讓各地的活動都沒有特色,很顯然地,要期待公部門扮演起這種創意品味領路角色,還得經過很漫長的等待吧!
■作者:楊照‧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