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在歷代的東方雕塑和繪畫中沒有發現可以和西方媲美的作品，但正如我們在西方的概念中找不到“韻”和“空”的觀念一樣。就算是“仁”和“慈悲”，同樣也找不到完全一致的對應詞語。這原是十分平常的現象。差異而可以互補，文化和文明才會繼續往前演化。

與其說中華文化中“人”的缺席，毋寧說是人的謙卑化和隱化。錢穆先生《人生十論》中曾有過一段精闢的敘述：“孔子的教訓，在中國人聽來，似是老生常談，平淡無奇了。但就世界人類文化歷史看，孔子所牖啟人心的，卻實在是一個新趨向。他牖啟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裡。他教各個人的心，走向別人的心裡找安頓，找歸宿。父的心，走向子的心裡成為慈；子的心，走向父的心裡成為孝；朋友的心，走向朋友的心裡成為忠與恕。心走向心，便是孔子之所謂仁”。

中華民族不是沒有發現自己，而是在充份發現自我以後，進一步還發現了在自己以外，原來還有別人的存在。因為我們的文化中告訴我們不可以目中無人，因此也就特別強調謙卑、謙和、謙遜。在群體中不是想盡辦法凸顯容易膨脹的自己，正好相反的是，如何設法把這個極容易傲慢的“我”隱藏起來，好讓人類的大群和諧而幸福。消泯了“小我”也就成全了“大我”。

尤其是佛教思想傳入東土以後，中華文化中無我的特色尤為突出。佛陀鮮明的形象，不在於他發現了他自己或是人自身的主體性，恰恰相反，佛陀證悟了人本身也是空的以後，才突出了他在人類歷史與文化中獨特的形象。

由此要說到的是王維的詩。作為詩佛的王維，正是在詩中消泯了他自己，他的詩也才顯得空靈和寧靜。因此，文學和藝術並非只有強調人的自身才得以成為文學和藝術。人把自己放下，乃至於整個地空掉，也是文學藝術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事實上，說中華文化中人的缺席，也並不準確。從《詩經》開始一直到往後的文、辭、賦、詞、曲等，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千人一面，而是異彩紛呈，各有特色。屈原、司馬相如、曹植、李白、杜甫、蘇軾儘是各有風格的偉大文人與詩人。書法和繪畫也是如此。由於強調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平共處，強調人不要一直只看到自己，看不見別人，我們的繪畫中才不特別著意地勾勒自己的輪廓。大自然本就是人以及其它生物所共有，何必在在地凸顯自己？

關於人的發現、重視與記錄，中華文化並不以雕塑和繪畫為主要表現的載體。對於有貢獻的偉大人物，我們將之記錄在文獻典籍之中。其中尤為顯著和重要的，便是正史裡的人物列傳。以事件為主的紀事本末體雖然也重要，然而以正統史學言之，紀傳體通史或斷代史才是正宗。略掉這些人物，將無法構建中華民族的史學。熟悉中國歷史的也知道，正史裡頭除了帝王將相、功臣與文人士大夫外，還有作為反面教材的佞臣、酷吏等的記述。除此以外，正史裡也還有中國以外周邊國家重要人物的記錄。按中華民族的史學傳統，人是基準點也是貫通整個歷史發展與變化的主體。如果再把視域擴大至民間信仰，但凡有功於人民的人物，其生前死後人民奉祀的香火不斷，有的甚至歷千年而民眾依然虔誠膜拜。試問，中華文化如何不重視人？

最後，“人”如果只是一尊雕像或一幅畫，僅僅陳列於藝術館或博物院中，成為歷史的一具標本，專家學者們閉門研究的對象，其精神不見稱頌與傳揚，這樣的“人”之存在，究竟有何意義？這是“人”的發現，還是“人”的“物化”和“矮化”？

■作者：王德龍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