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華語規範的議題時，若遇到一些像“Listen姐”那樣的人，以為霸權式的三言兩語就能讓對方屈服在華語規範的“龜殼”內，那麼我們就應適時地用我們的批判性思維來與之對壘，而這種雅量的交流方式有助於提昇我們辨別真偽的能力。

大馬華語規範問題雖不是甚麼新穎的課題，但他始終爭議不斷，因此，我們有這個必要再度翻炒。以下僅限於筆者的見解，盼與諸位交流。

第一，早在中國推廣“現代漢語規範”之前，從18世紀（明朝時代）開始，已有幾次大規模的移民風潮，這同時開啟了中文傳播到世界各國的旅程。特別是在東南亞國家，其中國移民人數佔了全世界總數的80%或以上。所以，中文就隨著他們的落地而扎根，並在海外開枝散葉。

再說，幹案、駕駛盤、轉校、腳踏車等詞語並不是大馬華人創造出來的，而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僑民所說的華語就是這樣。然而，這些詞語都具有其獨特的語言文化之研究價值，如若把這些詞語都摒棄了，那麼我國社會語言發展這一塊的研究就會遭到人為性的破壞，這跟改寫歷史的黑手沒有兩樣。（盼歉，言重了。）

第二，由於華語字的獨立性特強，以及其詞句組合的千變萬化，所以新詞和新意就層出不窮。像網絡語言的“醬子”（這樣子）、“表”（不要）、“杯具”（悲劇）、“神馬”（甚麼）、“木有”（沒有）、“坑爹”（欺騙本人）等例子不勝枚舉。假設我們一味地壓制語言發展的本能和變化的功能，這與製造“語言侏儒”的做法又有何不同？

第3，漢語（指的是華語、廣東話、客家話等華人的語種）在某些程度上是有其寬容度可言的。中國除了出著《現代漢語規範詞典》，還編製了《世界中文規範詞典》。

這一再凸顯了，中國的“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在推廣規範漢語的工作時，就有著前瞻的國際傳播之宏觀視野。打個比方，源自港澳地區的埋單、炒魷魚、八卦、搞掂、飲茶；中國東北方言的忽悠、得瑟；台灣的出糗、劈腿、拜票等新方言詞已寫進詞典裡。

對於華語的語言工作，大馬的“華語規範理事會”又可以在這一方面多做些甚麼？

這只能揭櫫了，我國從過去到現在所能投放的研究力量是薄弱的，以致本土華語發展的前景會逐步走向局限。相反的，中國《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中的新詞、新義、新用法卻能夠充份反映了中國在過去的幾年裡所湧現的新事物、新概念、社會各層面的新變化和人們的新觀念，如：宅男/女、裸婚、閃離、雷人、蟻族等新詞多不勝數。其實想說的是，家喻戶曉的大馬口語詞，如：“安娣”、“安哥”、“夠力”等詞語會否胎死腹中？

為了不讓大馬的華語和中國的普通話分歧而行，還是有必要向後者靠攏，但這靠攏的意思並不是統一，而是還得根據大馬的本土國情、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等層面去過濾和篩選。

因此，我們不可能刻意限制大馬華人不說新郎車、警察、飯盒、電腦、令吉等詞彙，而學北京人說喜車、公安、盒飯、計算機、林吉特，這樣不是很“牛”（執拗）嗎？

■作者：郭聯福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