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不斷下滑，現在僅剩下13%。馬英九曾任蔣經國秘書多年，蔣身教言教，是馬的政治啟蒙師傅。大體說來，馬英九清廉自持，節用權力，力矯他的前兩任李登輝和陳水扁濫權貪腐之弊。但他用人不夠開闊，做事缺乏決斷，這兩點徒就不如師了。

蔣經國主政時期，套用狄更斯《雙城記》裡的話，“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

壞，因為台灣退出聯合國，原來的友邦紛紛轉向大陸，最後連台灣依賴最深的美國也投向北京，台灣的國際生存環境十分艱難。好，台灣當時還是一個低開發地區，有很多事情可做，做出任何一點成績，都能得到民眾的讚揚與支持。內部的強固，可以抵擋外部的衝擊。於是，蔣經國開始了他在台灣的大事業。

首應提到的，是“十大建設”，包括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港口、鐵路電氣化、大鋼廠、大造船廠、石化工業和核能電廠等等。有些項目，今天看來也許無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進事業，為台灣的工業化、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在推動“十大建設”的過程中，有些事可見蔣經國用人行事風格之一斑。譬如，他徵召開紡織廠的企業家趙耀東籌辦大鋼廠，趙說，不是他不願幹，而是沒法干，因為大鋼廠雖屬首創，但仍是“國營事業”，用人用錢都要受“國營事業管理法”的約制。他按照官定的待遇延攬不到第一流人才，他按照官定的標購程序也買不到第一等材料。蔣經國當機立斷：大鋼廠可特准不受現行法規約束。

趙耀東有位“把兄弟”是煉鋼專家，趙登府請他出山相助，對方抵死不從。趙噗通一聲雙膝跪下，您不答應我就不起來了。對方也跟著跪下，算我對不起您，給您賠罪了。兩位“半百老翁”相對而跪半小時，趙耀東贏得“最後勝利”。

趙耀東從此以廠為家，身先士卒，用人唯才，採購物料絕不接受關說、收取回扣。大鋼廠成為台灣最賺錢和最有效率的公營事業。趙耀東後來擔任過“經濟部長”和“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退休後在養老院終老。

蔣經國政府中有很多財經大員，如李國鼎和孫運璿等人，都擔任過“經濟部長”、“財政部長”或“行政院長”，對建設台灣貢獻卓著，他們退休後，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手無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點顧問津貼過日子。

蔣經國的施政原則，政府幫助企業界賺錢，但官員不能和企業家“打成一片”，以維政治風氣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別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則。當時有位立法委員，是他莫斯科大學同學，平時會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應一銀行之請，掛名擔任董事長，蔣立即與他劃清界限，不再往來，以免外界猜測他與金融界有何瓜葛。

蔣經國深知金融業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財政部長徐立德接事時，蔣叮嚀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後來一家有銀行性質的信用合作社出了問題，前後任財政部長徐立德和陸潤康雙雙解職。

因為重視民情，所以蔣經國勤訪民意，除了經常下鄉與百姓面對面接觸，有時也“私會”新聞界。

蔣經國做行政院長時，1973年我訪問了東南亞各國，回來在報紙上寫了系列報導，蔣忽然約見。他說：“讀您的文章，知道您很愛國，今天特別請您來，向您當面道謝。”我深覺詫異和不解，愛國乃國民正常的行為，他何必謝我？當然，從好的方面說，一位領導人鼓勵國民愛國，或亦為應有之義。兩人談了40分鐘的話，依賓主之禮而退。

1975年我到美國和歐洲訪問兩個月，回來也寫了若干篇文章，蔣再度約談，當時他的秘書是宋楚瑜，安排從上午11時到12時，“好有較多的時間談話”。蔣主要問我“還有甚麼不便寫出來的意見沒有”。兩人隔桌對坐，我獨白一小時，他始終不動聲色，不知他是贊成還是反對我的看法。他的深沉，令人莫測高深。

在蔣經國主政下，“十大建設”加上“新竹科學園區”，使台灣工業在世界市場建立了地位，國際社會稱許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跡，台灣也進入“東亞四小龍”的行列。

1987年，蔣經國默察台灣內外形勢，宣佈解嚴，一時台灣言路大開。因為台灣在先期做了準備工作，已有較好的體質，所以解嚴後雖然需要一段適應期，但都平安度過。

蔣經國晚年對中國人真正的大貢獻，是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從此打開了兩岸隔絕數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後的三通、海協和海基兩會的對話、九二共識，以及和平發展的演進。

台灣TVBS電視台曾做過一次廣泛的民意調查，問大家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好的領導人，結果蔣介石得票9%，蔣經國得49%，李登輝12%，陳水扁8%。常被人誤解有“省籍情結”的台灣本地民眾，給李登輝的支持度不到蔣經國的四分之一，給陳水扁的只是蔣的零頭。

治國如河中操舟，免不了有灘湍之險，就端賴舟子的嫻熟技巧。舟子要有好技巧，首先要時時想到這條船。作為一名划船人，蔣經國似乎很在意這條船和船上的乘客——不管他是基於甚麼原因。

也有人說，蔣經國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來的歷史定位。夠資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記：歷史對他的任何記載，都是他自己寫上去的

■作者：張作錦‧台灣資深報人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