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議是泰國政治文化的一個固有成份。自二戰以來，當地經常發生起義並企圖政變，南方也長期處於血淋淋的叛亂中。然而，過去幾十年來，泰王的影響力與權勢日益增加，他英明地運用了本身的威信，屢次出面緩和緊張的局勢。

1992年5月20日，泰王在他掌權的巔峰時期於現場直播的電視節目中，訓斥了當時兩位互相較勁的將軍。但震驚曼谷的流血衝突爆發不久後，當地和外國觀察家腦海中泰王在兩位跪地的競爭者面前充當調解人的形象已不復在。

這和過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尤其是70年代――當時的起義特別殘暴。比方說，早在1973年與1976年，由學生領導的示威活動預示了權力轉移，因為無論是左傾或右傾人士皆為控制權而戰。

70年代中，由於共產主義威脅崛起，曼谷也曾有過一段草木皆兵的日子――1975年，西貢的政權落入了越共手中，如此緊張的局勢無疑影響了卻克里王朝對左派政治的觀點。直到今天，1976年的血腥衝突仍教人不寒而悚。回想起來，成千上萬的左翼學生躲在距離大皇宮只有幾座大樓之遙的泰國曼谷法政大學內。他們很快便被名為“鄉村偵察兵”的右翼治安委員會包圍，多名學生在隨後爆發的搏鬥中受傷，有者更被殺害。他們被人施以私刑處死和燒得不成人形的照片傳遍了全世界。

所以，近期發生的事件有何不同？有。這次，泰王成了缺席的一大號人物。

真空狀態使曼谷的局勢變得更為嚴重，雙方都意識到，他們是在泰國王室極度羸弱之際爭奪控制權。

有必要在此闡明真相：泰王是泰國真正的權力核心。自1932年革命運動以來，泰國已有超過一打的憲法，但沒有一個能持久。反之，以泰王為代表的王室為泰國提供了穩定。

顯然的，在任何衝突中，人民往往會毫不猶豫地支持泰國王室。

因此，我們必須勇敢面對事實：當下的競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塔辛與現任首相阿比希的戰爭不僅是權力鬥爭，同時也為泰國的靈魂而戰。

當今局勢與1992年時截然不同。紅衫軍的成員以農村窮困人家和打工階級為主，受塔辛平民主義的鼓舞而參與示威，突顯出泰國社會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統治階級卻無力解決。紅衫軍選擇曼谷的商業區，而非行政中心為攻擊對象，有其顯著意義。後者是1992年與1976年暴力衝突的事發地點。

紅衫軍將鎗口對準富裕地區，其實是要強調他們遭受經濟排斥和委屈之情。

紅衫軍的農村基層亦使統治階級感到不安。這些農民長期來飽受壓迫，卑躬屈膝，他們突然變得武斷自信，令許多保守派人士感到擔憂。

更重要的是，泰王的健康每況愈下，家族成員中沒有像他那樣有個人魅力或受人民信賴、可任意行使權力的人。隨著泰王逐漸年邁，當前的衝突成了孤注一擲的對峙局面：贏了，便能率領泰國走向未來；輸了，將永難翻身。

不管誰勝利都好，泰國的後蒲密蓬時代將會很不一樣。人們甚至感覺到，近來發生的事件使任何一個上位的領袖都無法再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最後，大多數習慣於仁慈、強政的泰國人，有可能變得非常可怕。

儘管如此，這是他們遲早都得面對的問題。再者，泰國目前的形勢體現出泰王對泰國的政治起了多大的支配作用。可是，這也是國家缺乏正統替代政權的一種嚴重腐敗跡象。

泰國的國家地位習慣上以這3大因素來定義――“chart”、“sasana”及“phra mahakasat”，即民族、宗教及國王。泰王的主導地位來到了尾聲。

要預測泰國在來臨的幾個月內會朝哪個方向前進，實在不容易。

明顯的是，我們仍未瞧見動亂結束的一天。大馬一定要從這次的事件中學習，權力絕對不能完全集中在單一個體或群體身上。如此安排絕不能長久永固於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領袖必須信任人民，讓他們自主思考和行動，因為再仁慈的專制主義也絕不可能比再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來得好。（譯：曾慧金）（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