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台灣的租稅正義和財政百孔千瘡，有許多都是過去的“選舉年效應”累積所致，而這齣戲碼還不會結束，百孔千瘡之局也就注定不知將伊於胡底！

“選舉年效應”使得有些人因此將責任推給“台灣選舉太多了”，其實民主之病從來就不在民主，而在於政治人物領導風格的自我扭曲。如果政治人物心中有核心價值的堅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膽識，有為自己辯護和說服群眾的能力，時機歹歹反而是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如果性格庸懦而畏事，這種自我設限的結果，自然就只好隨波逐流。因此，民主選舉是個好東西，但民主選舉在某些時候的確會因負面因素匯集而出現類似台灣“選舉年效應”這種壞結果。

走過及聽過60和70年代的人都知道。這兩個10年是社會巨變的年代，有少數族群的民權運動、有社區自覺的社區運動；更有青年不滿運動和反越戰運動，政績其實不錯的美國莊遜總統都因內部的分歧而被情勢逼迫得放棄連任！

在那兩個世代裡，英美父母官難為，難為多了，就變得不為和不敢為。當一個社會嚴重分歧，或政治人物沒有意願在各種競爭的主張裡去抗拒任何一種，這時，最機會主義但也自認最安全的行為模式遂告出現；他視現狀最為穩定，任何選擇都有變化而會產生風險，於是像在玩輪盤賭，輪盤快轉時他不動，等到輪盤快停，結果差不多已清楚時才搶功勞般下注。意思就是說當問題有爭論，他決不選可能得罪任何一方的邊，讓兩邊或多邊自行廝打，等到差不多有結果了，他才做出決定，這種行為模式很安全，代價也最低，但換個角度看，社會總體成本也最大：

——任何問題的發生到解決，由於缺少了領導者的角色，它內耗的時間可能最長；由於必須各種利益者自己打出個局面，它的成本也增加。

——由於領導者不領導，要人民自己打出方向，這種方向自然雞零狗碎、相互矛盾，社會的整體性更加消失；由於看不到領導者角色，整個政府處於被動，於是“停停走走的政治”（stop and go politics）遂告出現，就國家職能而言，這也是一種“政治停滯”（political stagnation），或稱“政治癱瘓”。

——當政治人物畏於選邊和領導，政治人物讓人失望的速度也加速，也更加容易朝生暮死，快速代謝。

這種形態的社會及政治，學者後來將它歸為“民主超載”（overloading democracy），意思是說當一個社會的異質性大過民主架構所能承擔的程度，就會出現上述亂象。對於這個解釋，我倒不能同意。

60和70兩個世代的亂象，最後還是解決了，解決者是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撒切爾之所以被人稱為“鐵娘子”，乃是她保守，卻有膽識而強硬，有極高含鐵量，這也是有些學者將她歸為“威權政治”的原因；而里根也硬，硬得比較溫和柔軟。

西方的古典民主強調政治人物的領導性格，以及說服國民的能力，有這兩者，政治才會成為英雄事業，而不是平庸的討各種掌聲的表演事業。

因此，台灣的“選舉年效應”並非獨一無二，外國早有了先例。由這些先例倒是提醒了人們，政治不能是短線的只顧選票、只想討好選民的遊戲，不為不敢為最後會讓選民受害，他們屆時就撤走選票。至於討好選民的諂媚政治就更難了，討好選民最後經常是失去所有選民的歡心而被鄙棄。（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