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號危機出現後，朝鮮（朝鮮）主動與南韓（韓國）絕交，美國說這“不尋常”，似要說明這是朝鮮可能偷襲南韓的先聲。事實上，朝鮮就是需要偷襲，也不會受任何條約和外交慣例限制，金正日的外交是充滿“創意”的。平壤主動絕交一類舉動，與其說是外交行為，倒不如說是內政。

這裡讓我們先分享筆者一位德國朋友的經歷。

德國朝鮮淵源深厚

這位朋友是學者但在德國NGO工作，工作內容就是統籌援助朝鮮。德國與朝鮮彷彿沒有直接聯繫，其實它在朝鮮的援助角色很吃重，因為一方面，從前東德和朝鮮就有緊密合作；另一方面，德國是歐盟領袖，一直希望通過類似的人道外交，走一條與美國不同的路。然而數年前，朝鮮忽然宣佈取締所有正在運作的國際NGO，而且不容許任何援助繼續進行，官方理由是“朝鮮欣欣向榮形勢大好哪裡需要甚麼援助”，實際理由自然是害怕西方乘機滲透。

有趣的是，時至今日，這位朋友的機構依然在朝鮮運作，完全沒有受影響。秘密說來很簡單：把“援助”改名為“經濟合作”就是了，朝鮮當局見是“德國友人”，而又滿足了官方要求，也就不再深究了。

上述小故事給我們不少啟示，其中一點，就是朝鮮各級工作人員，都面對民族主義的壓力，但不代表他們真正鐵板一塊。當朝鮮以極端民族主義治國，認為“夜郎不是很大”的官員，自然容易給政敵口實。但只要口實的問題解決了，到了實質運作層面，這些官員並非自絕於世界的人，處事是有一定彈性的。畢竟他們是全朝鮮少數可以使用國際互聯網的“資訊特權階級”，理應對國際局勢有一定掌握。

天安號事件變成高度危機，固然與南韓的制度有關，這必然成為當地朝野政黨爭取表現的良機——需知南韓民族主義與朝鮮相比，其實不遑多樣。但與此同時，其實朝鮮決策階層處理危機，也受制於“民意”。這裡說的“民意”，自然不是一般朝鮮人民的心意，而是勞動黨最核心精英集團聲稱要“代表”的心意。

不夠愛國下場堪虞

目前朝鮮面對的“民意”，和德國NGO援助事件相比，複雜了很多，因為朝鮮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乃至唯一的問題，就是接班人問題。任何捲入這問題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被清洗，而被清洗的官方理由自然不是站錯邊，而是不夠愛國，就像被“朝鮮問責制”處決的“經濟沙皇”朴南基那樣。

假如朝鮮真的像文革時代的中國，金正日有如毛澤東，倒可以力排眾議，乾綱獨運，作出外交大逆轉，像當年中美建交那樣震撼地球。問題是朝鮮領導層都有上網的“特權”，雖然他們都被監視，但其實也在互相監視。當他們知道南韓一口咬定朝鮮炸毀天安號，無論心理有沒有鬼，都不可能不強硬回應，因為他們明白其他同僚都得到同樣信息，要是不回應、被指控為不能代表“人民”意願，下場可能大大不妙。就是金正日本人有心和解，當全體官員都知道南韓報告書的內容，那也有心無力，這不是說有人可以挑戰他的釋法權，而是這樣一來，可以全盤影響他的接班安排。

吊詭的是，朝鮮的高層民意戰，不一定需要流血收場。只要面子的關口能度過，各級官員可以向內部上下各級交代，那時候，假如西方的制裁並沒有太大新意，和解的空間才可能出現。要是西方不給朝鮮領導任何空間去宣示自己的激進和瘋狂，那他們就只能假戲真做了。

因此，在金正日的奇異國度，朝鮮主動與南韓斷絕交往是“尋常”的，不絕交，反而是“不尋常”了。（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