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間看到自己20年前發表在報紙上的一篇專欄文章，不由得感慨了半天。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新民謠：苦中作樂〉，談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種社會現象。那時候呼吁反腐敗的“六四”運動被血腥鎮壓，腐敗卻隨“小平南巡”之後經濟重振而更加猖獗。憤怒而又壓抑的民間，興起傳唱“新民謠”，也就是編唱一些新曲來針砭時弊，舒解心中鬱悶。例如：“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三等公民公務員，喝茶看報也來錢……”“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紀檢委，領導說：該喝不喝也不對……”

作家賈平凹在小說《廢都》裡，大量記錄了這些“新民謠”。當時有人認為，政治腐敗，人心墮落，民憤難平，“詩可以怨”。這些民謠的傳唱，必將積累更多的民憤，加速專制政權的潰敗。我在那篇小文裡，也引述古代民謠，證明“民謠所指，必是社會大病症無疑”。

不過，我更看到，和古代民謠說“徹心徹骨的叫喚聲和咄咄逼人的戰鬥力”不一樣的是，“新民謠”“在諷刺鞭撻不正之風的同時”，還有幾個方面的東西值得重視：一是自得其樂：“你腐敗罷，老子編你唱你，哈哈！”乃至於“這種找樂精神滑向無聊情趣”。一是自暴自棄：“唱來唱去，有時也不免唱到咱小老百姓。自己算甚麼玩藝兒，無錢無權，還瞎起哄，真是｀十等公民是主人翁，球莫名堂學雷鋒’”——這不就是今天的“屌絲”心態嗎？三是低級趣味：“人家美女成群，自己孤苦伶仃，只好窺秘意淫”。

我的結論是：“我們民族必須走出新民謠苦中作樂這塊沼澤地，支持甚麼，反對甚麼，旗幟鮮明，少哼小調，多幹實事，才是振興之道。”——彼時當局撲滅了80年代的“西學熱”，強化民族主義教育，“民族振興”重新成為一個熱詞。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轉述這篇才疏識淺的小文，是因為它讓我恍然感覺，這20年來時間幾乎停止。20年足以更替一代人，可是當年父輩們的“新民謠”傳唱，不就是今天下一代的互聯網抗議嗎？不同的是，年輕人以更加豐富的文藝形式創造網絡“新民謠”，以更加高的頻率點擊鼠標，可是我在20年前指出的這塊沼澤地，中國人不僅沒有走出來，也許還愈陷愈深了。

中國歷史上的無數造反運動中，民謠塑造的民意都立了大功。後來“上帝給了中國人一個最好的禮物”——互聯網，這種民意更以幾何倍數的速度進行繁殖和傳播。人們更加堅定地相信：專制政權再也沒有不倒的理由了吧？

這20年來，我也增長了不少見識，知道在前蘇聯、東歐乃至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政治笑話、民謠和暗語都是民眾表達不滿、釋放憤懣的一種途徑，也知道這些情緒真的會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但是另一方面，我對“苦中樂作”的抵消作用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已有若干學者研究，互聯網在給中共政權造成極大威脅的同時，也在幫助它維持統治。至少，它在鼓動人們上街的同時，也替代了一些街頭運動。

我不知道“吃花生”是不是香港的傳統，但是我相信隨著香港的日益“回歸”，它會大量從“新民謠”中吸取“營養”——既有積極的吶喊抗爭，也有消極的自我消磨。因此，當劉夢熊爆出包括自己參與的種種政治醜聞之後，香江水頓時全部化作了“醬油”，大街小巷都堆滿了“花生”，既讓人看到了香港人“圍觀的力量”，也讓我想到20年前唱遍中國的“新民謠”。好在我讀到了更多的聲音，例如黃之鋒的評論：“市民在鬥爭白熱化間又被這些鬥爭放在一旁置諸不理，偏偏我們不敢，也不想進到這個鬥獸場內，不知是迫於無奈還是順理成章，香港人永遠只有當觀眾的份兒。”

以及《獨立評論》的追問：如何唔食花生睇熊狼？——“然而除了花生，坐待事態之外，我們是否也應該真的認真讀一下訪問的文本，它可說是清清楚楚揭露了這年來香港究竟在發生甚麼事。”（作者為《陽光時務週刊》主編）

■作者：長平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