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的發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老社會運動”階段，它訴求的課題都和政權的爭奪有關，因此統治者對這種運動必然全力壓制，甚至抓人殺人亦在所不惜。“老社會運動”和革命同義，參加的人都必須祕密為之，是提著腦袋參加的危險志業。職業運動家是它的主體，“老社會運動”乃意識型態強烈的運動，因此以動員知識份子為主要策略，尤其是大學生最為重要；如果大學生集體響應，社會群眾自然會跟進。

第二個階段是“新社會運動”階段，它從1960年代開始。由於社會的改變，社會已“脫革命化”。另外則是由於社會日益複雜，產生了許多新興議題，參加這些議題的社會運動已和爭奪政權無關，統治者為了它所維護的秩序，當然還會打壓，但已不可能抓人關人殺人；參加這種“新社會運動”不再有生命的危險。因此，“新社會運動”本質上成了一種公民所從事的公共選擇運動。“新社會運動”是人民和統治集團在公共偏好的研判，以及對未來的視野上論述競爭和動員的比賽。這種“新社會運動”在近代成果輝煌，舉凡生態環境運動、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反核運動、和平運動、動物權運動、維護隱私權運動、反對生命科學濫用運動等均屬之。

英國歷史思想家有一個“由下向上的歷史學派”（history from below），認為歷史不是由當權者所寫的，歷史的進步是公民運動所寫成的；如果我們回頭去看近代的進步軌跡，當可知道“新社會運動”實在厥功至偉。

不過，人們雖知道“新社會運動”的重要，但一個社會要為成為“新社會運動”的社會，卻非常不容易，首要條件就是這個社會必須有夠多積極自主的公民。所謂“積極”，是指公民必須有當仁不讓、勇於挺身而出的道德擔當，不必害怕站出後就會惹出不確定的各種毀譽。

所謂“自主”就是對公共事務有自己的看法與選擇，不會受到身份利益的干擾。當一個社會的積極自主公民多了，這個社會才會有真正的自主，統治者企圖用各種手段來宰制社會的空間才會被限縮。當統治者不能隨心所欲的唬弄公眾，這個社會才可能稱為有自主性的社會。

台灣雖然從1980年代起，就有了各式各樣的新社會運動，但由於積極自主的公民實在很少，所以各種社會運動能發揮的作用實在有限。國民黨有個萬靈丹，只要任何議題一涉及政治和群眾，它就會展開動員，把這個議題說成是“藍綠對決”和“民粹”。只要這兩招一出，就等於將問題政治化，非政治性的公民為了避免麻煩，等於被驅趕出了這個議題。

想當然的是，台灣各行各業有更多優秀之士，為了避免麻煩，因而對各種議題都不願表態。透過將問題政治化，而讓廣泛的公民自動冷漠化；台灣積極的公民數量很少，不是沒有原因的。

台灣各行各業有許多菁英，這些菁英在公共議題上應該站出來扮演中堅角色，但這些菁英長期以來已經消極化；當新社會運動無法在中堅人物上代代出新人，它的動員潛力和影響力自然有限。

但這次的反核四運動卻完全改觀，“富邦文教基金會”即扮演了重要的中堅角色。日本福島核災的警訊、台灣核四一再傳出重大弊端，加上歐洲多國的廢核，顯示台灣的反核不是無理性的民粹，而是一種合理的公共選擇。核四公投乃是台灣第一次浩大的公民新社會運動！

■作者：南方朔‧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