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深圳的富士康公司連續傳出員工跳樓，深受華人世界矚目。公司老闆郭台銘趕赴現場緊急處理，也無法阻止自殺的“維特效應”，當晚即出現第12跳，造成共10死2重傷的慘劇。孰料，次日又一名員工跳樓不成轉而割腕獲救。難保跟風不會從跳樓轉變為割腕，也難保其後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富士康出現。

事件初起時，一般人不免認為，以郭台銘的嚴厲作風、軍事化管理，讓大陸員工受不了而用結束生命來抗議“製造業的苛政”。媒體與生俱來的反富心態，樂為弱勢勞工伸張正義，也對富士康採取檢查的對立態度。

這對白手起家的郭台銘而言，恐怕是他發跡後的最嚴峻危機――自殺潮若控制不了，公司形象嚴重受損，管理手段遭疑，若導致其主要的客戶如蘋果、惠普等大公司撤回代工訂單的話，鴻海將不止於近日股價急挫而已，很可能出現企業生存危機。

一般人也認為，這是對郭台銘的個人考驗。這位以效率見長的企業家能否安度危機，一個月內將見真章。因為它不止是郭台銘的成敗而已，而是整個台商、外商在中國大陸的生機――如果連郭台銘在大陸都搞不下去，遑論他人。

也有人從反面看問題。一個有幾十萬員工的公司，幾同於一個小社會，裡面甚麼問題都待解決，不止工作環境、食衣住行，連員工心理輔導也成為企業成本之一，否則生產線受影響，問題更大。相對地，以這個“小社會”的“出事率”較之大社會，則富士康表現並不差。比如，它所有的設施、薪水福利、工時待遇，都顯然符合中國政府的要求標準。換言之，以中國的標準而言，富士康絕對不是血汗工廠，甚至還是模範。如果模範工廠也出問題，就不單純僅是企業責任。台灣有人聲援，認為要郭台銘背負整個大陸年輕人的自殺問題，並不公平。

其實應該反過來看。公司員工連續跳樓自殺，管理上絕對有須改善之處，而不能諉諸“湊巧”。公司瞭解員工屬性，妥為安頓，使他們樂業，便絕非薪水、工時、福利能一體概括。從人性化的管理而言，郭台銘代表的企業文化，顯然走到了必須升階的地步。那種低薪、高效、重賞、長時工作、絕對服從的特殊管理手段，在已經局部富起來的社會，在貧富懸殊、底層被剝奪感和疏離感相對增強的大環境中，已然走不通。不能怪大陸員工“草莓”、不耐操――不耐操的世代已是人口主流。更正確地說，“操”人、極盡所能“利用”勞力的時代已然過去。郭台銘應該在發跡後轉型，打造不分兩岸及海外最富人本精神、勞工最樂於效命的企業，那才真正從危機中掌握到轉機，躋身中外第一等的公司。

換個角度，郭台銘不啻代表廣大台商、外商，其在大陸面對的問題乃一葉知秋，顯示中國的勞動人力不再停留於“有口飯吃”就好的低度開發國家階段。民工進城的血淚若不予正視和正確對待，或更擴大地說，底層人民的聲音若繼續不獲傾聽和處理的話，小則脆弱而不安定的勞動人力會嚇走外商，大則成為社會不安的火頭。富士康事件驚動北京，組成聯合調查組趕赴深圳瞭解原因，某種程度而言，何嘗不是防堵工潮爆發於未然？

進而言之，中國制訂“勞動合同法”、給予勞工工作權利的明文保障後，相對富士康十幾起自殺――“柔弱的文諫”，更多出現的將是抗爭――“強悍的武鬥”，日本本田公司在廣東的勞資糾紛和持續罷工，終至4家組裝工廠全部停產，是最近的例子。企業的管理與政權的管治，有相通之處。郭台銘固然有待轉型，在全球化衝擊下、鄉村與底層人民加深被剝奪感的中國，何嘗不亟待改型？那些“操”人、搾取勞力的手段，毫不注重個人尊嚴及勞工缺少出路的環境，都會先後遭到挑戰。（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