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央政府不喜歡一個“和中央搞對抗”的特首，要求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的話，我們能不能想像一個非常不可能實現，但又令人皆大歡喜的場景呢？

例如一位魅力猶勝余若薇，辯才好比黃毓民、行動勇武賽過梁國雄的政治家。

偏巧他還愛國愛港，出身民建聯，擁護中央，支持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體制。他又敢在李旺陽等事件上高調發言，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同時還維護“香港主體”，港人港奶、港人港地，甚至港人港空氣，預備找彭浩翔做未來的文化局局長。假如真有這麼一位獨角獸般的人物選上了特首，你覺得北京就會願意祝福他嗎？

再退一萬步講，如果今天的民調顯示，香港人最有可能選出的特首是曾鈺成、曾鈺成，以及曾鈺成的話；中央政府就會放心放手，讓香港人來一場不經預選的真普選嗎？

恐怕不會。我大膽猜測，這可能才是中央政府最大的夢魘。也就是說，近日輿論談得鬧哄哄的“愛國愛港”只不過是個幌子，一個方便的藉口而已。這裡的真正重點並不在於所謂“預選機制”的選擇標準，也不在於香港有沒有要和中央對著幹的敵對勢力，而就在於這套機制本身。北京真正在乎的，不是香港人會不會選出一個衝擊一國兩制的反對派，而是它會不會失去對香港的控制。

這麼說好像有點乖離常識，且太像陰謀論。可是只要我們再大膽一點，擴大想像局面的範圍，就會明白其中意義了。就假設習近平贏盡全國民心，13億人都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建設新中國，很想它繼續執政。難道如此一來，中央政府就會嘗試政改，讓國民一人一票把它普選上台嗎？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長篇大論地去辯說普選的真偽，繼續開解商界對民主的憂慮，繼續煞費苦心地解釋香港主流不會想和中央對抗。然而30多年以來，究竟還有甚麼未曾說箇清楚的論點呢？難道過了30多年，大家還沒發現，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普選的種種後果，而在中國共產黨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在它轄下的城市竟然能夠不受控制？在它看來，要在普選之前加上一道預選的關卡，可能已經是它能容忍的最大民主限度了。要是真的願意開放普選，任700萬港人隨意舉出我們心儀的領袖，那它還能叫做共產黨嗎？所以說，就算700萬香港人今天都很愛國，沒有可能會選出一個和中央玩對抗的特首，它也會想辦法再找一個理由來預選。

拉遠一下視野，當前局勢或許可以套用此前多次在此介紹的“維穩邏輯”來理解。

有些朋友不明白喬曉陽等人為甚麼總是如此強硬，明知香港民氣躁動，有人要佔領中環，有人要城邦自治，甚至有人想香港獨立，他們卻還要火上加油，逼得形勢更加對立？成熟一點的做法豈不該是為熱爐降溫，營造一片有商有量的祥和氣氛嗎？如果目標真在議出一個各方可以容受的普選方案，真在“社會和諧”“繁榮穩定”，那麼北京要人自會放低姿態，擺出幾圍和頭酒（例如再邀泛民去中聯辦聊天）。但要是它的目標恰恰相反呢？

表面上看，近年橫行全國的維穩體制是要消弭反對勢力，從根處扼殺“不和諧因素”。實質上講，它卻像許多學者所言，乃是一個越維越不穩的手段。只有這麼一個常常主動替自己尋找甚或生產敵人的體系，才能在地方上擴充人員編制和資源預算；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維續一個緊張的動員狀態，伸展權力的密網，保住自己的執政理由。許多新國家主義者喜言卡爾．施密特的名句：“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人和朋友”。延伸演繹之後，如今的國家機器就把敵人的存在當成自己的絕對預設了。簡單地講，它需要敵人；若是沒有，那就得設法創造一個出來。（普選夢二之一）

■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